贛、浙、
閩三省的農民鬥爭。①
至於共產國際，雖然它常常決定不了高潮到來有多麼快，因而也不能決
定是否應告訴中國共產黨人是推進還是鞏固他們的地位，它卻對這些事情有
一個首尾一致的十分清楚的理論見解。在本質上，莫斯科的觀點是，紅軍的
活動和在農村建立根據地是重要的，不過，只有當這些活動與城市裡的有效
工作同時開展，使城市無產階級再次成為要認真對付的力量時，才有可能導
致革命的勝利。於是，１９２８ 年 ２ 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在一個決議中宣稱：
黨指導著各省區之農民自發的遊擊暴動，就應當注意到：這些農民暴動可以變成全國暴動勝
利的出發點，只有在他們與無產階級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聯結的條件之下。黨在這裡也應當見
著自己的主要任務，是在準備城市．．與鄉村相配合相適應的發動，準備幾個．．鄰近省區之間的相配合
相適應的發動，而且準備有組織的有預備的廣泛．．範圍之內的發動。①
《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關於國民黨改組派和中共任務問題的信》
① 關於 1928 年 11 月報告的有關節段，見《毛澤東集》第 2 卷，第 59 頁。毛澤東 1929 年 4 月 5 日的信，
見《毛澤東集補卷》第 3 卷，第 37—45 頁。
①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檔案選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 年）第 4 冊，第 45—46 頁。（著
重點是俄文字加的。）
（１９２９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指示中國共產黨，新的浪潮正在開始，所以，浪潮一
上升到足夠高度就必須採取步驟建立工農獨裁製，這封信給李立三的立即行
動計劃以決定性的推動。共產國際在信中進一步說明：“中國全國危機和革
命高漲底另一個特點，就是農民戰爭。”但是，雖然鄉村的農民革命運動（共
產國際在這個問題上把毛澤東領導下的蘇維埃運動和紅槍會之類古老團體的
活動混為一談）“是革命潮流中的一個支流，全國革命運動底雄偉高漲將順
著這個支流而更加增長起來；然而，日益增長的革命高潮底最準確的最重大
的特徵，卻是工人運動的復興，工人運動，已經走出 １９２７ 年嚴重失敗後的消
沉狀態”。②
換句話說，在中國的條件下，在農村開展游擊戰是革命活動的一個合理
的、有價值的組成部分，但是在城市裡工人更平常的、較熟悉的活動，卻不
僅是更為基本的，並且最終更有決定性。就李立三來說，他起先遠比共產國
際對農村發生的一切的意義更持懷疑態度。可是在 １９３０ 年初，當他開始制定
夏季大進攻的計劃時，他驚奇地發現紅軍能夠提供十分有用的輔助力量，來
分散國民黨對工人運動的注意力，最終透過城市和農村的鉗形攻勢使勝利成
為可能。
關於中國革命中城市與農村的相對重要性的問題，毛澤東與李立三各執
一端，莫斯科則持溫和主義的立場。至於其他兩點，即革命的時間表和中國
在世界革命中的中心作用問題，毛澤東與李立三在許多方面相互是很接近
的，而與莫斯科對立。
李立三與莫斯科關於革命高潮固有性的分歧，由於當時中國和蘇聯之間
的通訊很差，以致信件往往需數月之久才能到達，而被弄得有點模糊不清。
結果是，兩方領導往往是針對早已放棄的立場作出反應的。只舉一個例子，
共產國際 １９３０ 年 ６ 月（在中國資料中，通常所記日期為 ７ 月 ２３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