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地主的要求。
革命的意思如今既是擺脫“帝國主義”束縛的民族解放，又是反對“封建主
義”的階級鬥爭——激進分子力圖把這兩個目標結合起來，而保守分子則力
圖使之分離。
在 ２０ 世紀 ２０ 年代中期，透過把軍事和政黨組織與反帝的愛國精神結合
起來，又和在城市知識分子領導下被動員起來的工農結合起來，革命擴大了
範圍。國共兩黨的聯合與北伐，無疑是這一時期的最高潮。１９２７ 年中國共產
黨及其同盟者國民黨左派和國民黨右派的決裂，揭示了兩者目標上的矛盾；
這個矛盾曾因兩者共有的民族主義和共同反對軍閥而暫時掩蓋起來。僅僅控
制大約兩個省份的南京政府當局對下述問題懸而未決，即由新的官僚體制的
現代化國家完成變革，還是在更平等和不那麼集權的基礎上，繼續動員更廣
泛的政治參與去完成變革。①
１９３１—１９４９ 年
２０ 世紀 ３０ 年代初，有三個事件深刻影響了中國歷史的程序。第一，在
１９３１ 年，世界經濟蕭條對中國的打擊。英國和日本放棄金本位，迫使中國的
銀本位貨幣驚人貶值，而美國政府的收購使中國的白銀大量外流。生絲及其
他出口貨物的國外市場價格暴跌，日貨的傾銷使中國搖搖欲墜的棉紡織業受
到打擊。農產品價格在商業化的中心地區，比普通商品價格下跌得更快，跌
到 １９２９—１９３１ 年水平的一半左右，既損害了農民，也損害了地主。①資本缺
乏，利率上升，城市工人失業，政府稅收遇到各種問題。１９３１ 年長江流域的
嚴重洪水，１９３４ 年同樣引起災難的旱災使國民黨處境更加困難。儘管在 １９３６
年有些復甦的跡象，但經濟的改善又為日本的進犯所阻止。在 ２０ 世紀 ４０ 年
代，惡性通貨膨脹破壞城市中層階級的生活，而且使國民黨政府的財政陷於
大混亂。農業地區趨於經濟自給自足。
第二，日本人在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佔領瀋陽，侵佔滿洲，建立傀儡政府，控制
河北，並於 １９３７ 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日本佔領的是沿海最發達地區，而不
是全中國；這種狀況完全改變了國共兩黨政治鬥爭的條件。問題變成了哪個
黨能在這個國家的農業比較重要而現代化程度較差的地區，最充分地動員民
眾，建立軍事力量。戰爭使這種競爭從官僚政治的現代化轉向社會革命。
第三，中國共產黨 １９３１ 年初在江西建立蘇維埃政府，而經長征逃到陝西
後，在毛澤東領導下於延安建立了新的政權。儘管存在政策搖擺不定和黨內
權力鬥爭的長期歷史，中共建立了以農業地區為基地的革命運動。在抗日戰
爭時期，農民在許多根據地參加了革命過程，重新組織農村社會秩序，改組
政府，使政府進一步參與社會。這種革命最後於 １９４９ 年從農村中脫穎而出。
① 見《劍橋中國史》第 12 卷，第 2 章，《運輸》。
中國經濟的增長和變革
中國經濟在 １９ 世紀和 ２０ 世紀的情況如何，一直是個主要的討論焦點。
這類問題之所以複雜，因為當時的經濟既反映了諸多原因造成的種種短期的
不穩定性和並非與過去全然無關的進展很慢的內部變革；也反映了西方貿易
和帝國主義的外部衝擊。討論 １９ 世紀的經濟，有一種方法是回溯幾百年去考
慮商品化、城市化和貨幣化的過程，或是考慮農村的社會關係與土地的佔有
的變化；這些至少可追蹤到 １６、１７ 世紀的明代。①儘管有些歷史學家甚至仍
在爭論，晚期帝國的經濟及社會結構的輪廓是不是在宋代固定下來的，可是，
其他學者則把注意力集中在 １９ 世紀西方國家的入侵上。
２０ 世紀以前的資料貧乏和較近期數字的不完備可靠，妨礙了分析工作。
區域的多樣性與缺乏國內的統一市場，意味著總數字有可能掩蓋重要的區域
差異，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