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城市裡這些新的社會階級出現的同時，在 １９ 世紀 ８０ 年代，愛國精神所激
發的由條約口岸報紙傳播的真正輿論，變成了一個政治因素。在 １９ 世紀 ９０
年代的改良運動中，學者名流中間創立了行動主義的政治組織。這時，各類
上流人士與政治當權者發生衝突，並與之疏遠。有些人轉向外國的榜樣和思
想，既謀求增強國力之道，也為了追求政治的或個人的目的。結果是知識研
究的範圍和性質大為擴大，從而對儒家世界觀及社會秩序的基本信條提出了
質疑。①
１９ 世紀中期的主要叛亂，起源於邊緣或貧困地區：客家人聚居的廣西丘
陵地帶，洪水肆虐的淮北平原，西南苗族部落的故土以及西南與西北的回民
區。然而，在 １９ 世紀末和 ２０ 世紀初，主要的政治活動出現在富庶的經濟中
心地區：珠江三角洲，城市化了的長江下游，擁有富庶的農業區與新出現的
工業中心的長江中游。主要活動家也包括業已分化的上流人士中的新的社會
集團。
清朝的最後 １０ 年間，中央政府的官僚首領與有地方根基的社會名流的競
爭，在中國的政治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改良與改革風行一時，均為雙方
所接受。問題是國家新的更大的政治和經濟潛力，應如往日一樣繼續集中在
④ 珀金斯：《1368—1968 年中國農業的發展》，第 207—214 頁。
① 見 M。巴斯蒂…布律吉埃：《社會變化的潮流》，《劍橋中國史》第 11 卷，第 535—602 頁。
官僚君主政體中，還是應該讓這種潛力擴散，以便政策能反映政府以外上流
人士集團的主動精神。這個問題預示了國家對社會的關係的重大變化。這種
變化保證辛亥革命不會只是又一次王朝更迭。
１９１２—１９３０ 年
許多人斷言，辛亥革命幾乎沒有改變農村的社會關係；有些人甚至懷疑
它到底是不是一場革命。的確許多社會連續性經過辛亥革命仍然存在。工業
繼續在中心城市——例如天津周圍、南滿以及長江中下游和華南沿海——增
長。儘管中央權力解體，軍閥之間征戰不已，但有些省份，如浙江仍比較穩
定，得以免於戰禍。甚至有的地方，如廣西雖時有戰爭，卻常能不誤農時。
政治活動與政治組織仍然集中在城市。
然而，隨著新趨向的延續，程度上的不同逐漸變為性質上的不同。近代
經濟部門比農業經濟部門發展得更快。新的社會階級藉助於青年和婦女的解
放，繼續改造舊的社會結構。同時，鄉土文學與民間報紙，思想爭論與動員
群眾的思想，越來越有影響。皇帝與舊政權結構的消失，改變了法統，而且
深刻地改變了政治的性質。漢族的民族主義——對中國的明顯的關切——代
替了對皇帝的王朝的效忠。
其次，由於沒有王朝制度，軍權變成了更重要的政治因素，甚至超過了
太平天國叛亂結束之後所曾起過的政治作用，而且運用起來不受文官的控
制。這樣的自由，在清王朝下是不可能的。但是由於軍權太分散，難於贏得
對全國的控制，於是出現了這個時期的第三個主要變化，即不當權的城市上
流人士努力動員下層階級投身於政治。這種政治參與的擴充套件，是力圖鼓勵並
控制這種動員的新的超黨派組織所企求的。與之相伴隨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的新政治思想體系和孫逸仙的三民主義。
革命的目標與激進主義的性質都有改變。辛亥革命主要是一場上流人士
反對中央集權的官僚君主制度的叛亂。政治激進主義從支援反對清朝政治結
構的民族主義和種族的主題開始。社會激進主義也起而反對儒家權力主義的
家庭束縛。這一傾向終於發展到個人主義，要求進一步解放青年和婦女，熱
中於新文化運動的科學和民主。接著，在“五四”運動期間，激進主義被用
階級的說法，重新解釋為推動工人和農民反對軍閥、資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