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共產黨的政治制度》，第 1—37
頁，特別是第 15—25 頁。關於長期展望，見顧立雅：《中國國家管理的起源》第 1 卷，《西周》。
① 張朋園：《民國初期的政治參與及政界名流：1913—1914 年國會》，《亞洲研究 雜誌》第 37 卷第 2 期
（1978 年 2 月），第 293—313 頁；見第 301 頁。代議機 關增多的趨向受到芬徹更抱希望的評價，見所著
《中國的民主》。為免“地方 自治”被錯誤地以為是市鎮會議式的平民代表制，我們應記住，地方自治毋
寧說是把地方士紳久已非正式地行使的行政職能正式移交給他們，見孔斐 力：《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
敵人》，第 216—219 頁。
② 弗裡德曼：《退向革命》第 2 章，關於 1912 年末“建立包羅一切的單一政黨 的種種嘗試”（第 30 頁）。
③ 歐內斯特？揚：《劍橋中國史》第 12 卷第 4 章。
制，這進一步損害了中央權威的信譽。
接著出現軍閥割據，值得注意的是，主要不是由於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合
理化的中央行政機構的解體（如往昔的皇朝空位期），而是由於這種“政治
權威總崩潰”。①這種趨勢由共和政治的三個方面顯露出來：黷武主義、尋求
合法性的思想、政黨獨裁的興起。
軍事勢力在 １９ 世紀已開始增長，並改變其性質。１９ 世紀中期，總督個
人組織的軍隊開始了這一轉變。但這些軍隊仍然是儒家道德領導原則和部隊
對軍官相互忠誠的例子。②然而，在 １９ 世紀後半期，軍事勢力的發展漸漸與
工業的變化連結在一起。兵器製造——上海的江南製造局和福州馬尾船政局
的造艦業就是例子——成為自強運動的中心內容。③袁世凱在清朝的事業，就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足以說明，到 １９ 世紀末，現代軍隊的建立者怎樣能夠成
為官僚政治中的一股勢力。
隨著清朝的滅亡，不再有吸收軍事領袖人物的長期穩定的合法政府。袁
世凱及其下屬北洋軍的將領——在袁氏死後，他們成了軍閥——面對一支具
有新的地位和傾向性的軍隊，處於軍事力量對現代政府不可或缺的環境中。①
首先，引進的現代工業化的戰爭技術，產生了炮兵、工程兵和通訊兵等專門
兵種。必要的訓練需要辦軍事學校，軍校學生成為有軍事學識的人，是國家
新學生群中的一部分。第二，同別的學生一樣，這些新軍人可能受愛國精神，
而不是師生間忠誠的感召。軍人愛國者像黃興、蔣介石出現於他們各自的時
代。總之，民族主義使這樣的軍人變得崇高，作為其必需的第一線領導人。
它也要求他遵循一種新的奉獻方式，而不只是命令和順從。新的軍事技術使
得軍官團像法規、政黨或銀行家一樣為政府所必不可缺少。在一定層次上，
從儒家思想灰燼中產生的尚武精神，既改變了國家的結構，也改變了國家的
觀念形態。孫逸仙作為大元帥，再度加入廣州的軍閥衝突，而他最終的繼承
者實際上就是一個軍閥。②從另一意義上說，黷武主義使政府保持統治更加困
難。擁有自己軍隊的部屬背叛自己的司令官，實力大致相當的軍閥部隊進行
私人戰爭；破壞和分裂使城市名流不僅反對軍閥，而且反對不能控制軍閥的
政府。這支新軍從此以後成為國家的結構的一部分，但是，它若不是也吸引
非軍方的支援的政府的一個部分，它也不能單獨打敗對手和重建中央政府。
清朝直到它統治的最後幾年，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名流一直認為是合法的。它
的繼承者也必須在新的基礎上贏得類似的承認。
① 王賡武語，引自李友華：《軍閥研究》，《現代中國》第 6 卷第 4 期（1980 年 10 月），第 439—470 頁，
見第 448 頁。
②M。巴斯蒂…布律吉埃：《新軍》，《劍橋中國史》第 11 卷第 10 章。比較孔斐力： 《中華帝國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