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叛
亂及其敵人》，第 147—148、183—185 頁。
③ 托馬斯？肯尼迪：《江南製造局：1860—1895 年中國軍械工業的現代化》。關 於炮艦作為發展手段的
論題在赫德長期協辦清帝國海軍力量的努力中得到說 明。見費正清、K。F。布魯納和 E。M。馬西森編：《總稅
務司在北京：中國 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致金登幹書簡，1868—1907 年》，各處。
① 斯蒂芬？麥金農：《北洋軍、袁世凱和中國現代軍閥政治的起源》，《亞洲研究 雜誌》第 32 期（1972
年 5 月），第 405—423 頁；又麥金農：《中華帝國末年 的權力和政治》；埃德蒙？S。K。馮：《中國革命
的軍事方面：新軍及其在辛 亥革命中的作用》；和愛德華？A。麥科德：《中華人民共和國軍閥研究的最近
進展》，《中華民國史》第 9 卷第 2 期（1984 年 2 月），第 40—47 頁。
② 韋慕庭：《孫逸仙：壯志未酬的愛國者》。
主要對日本的侵犯（１９１５ 年的二十一條；１９１９ 年凡爾賽和約；１９２８ 年
的濟南慘案； １９３１ 年的東三省“九？一八” 事變）作出回答，愛國精神繼
續在城市民眾中擴充套件，思想騷動由於民族主義的感情而加劇了。①與此同時，
政府權力的分裂也暫時為思想自由與學術自主開啟了視窗。於是，在英、美、
法三國影響下，中國自由教育經歷的新時期開始了。“科學”是現代化關鍵
的新信仰，加上出洋留學、職業專門化、大學自主等，使國家在現代世界上
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學術團體之興起成為可能。②同時，知識分子為無數自由
主義的、浪漫主義的、新傳統主義的等等學說所吸引；他們組織學會，出版
刊物來發表他們的意見。
與這種開明的多元論脆弱的發展平行的——特別是在高等學校——是接
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思想體系，一種普遍的“關於社會的科學”的傾向。
③從一開始，中國革命者就傾向於把俄國看作“全世界革命進步的範例”。人
們在中國可以觀察到的許多社會問題所引起的憂慮，因帝國時期的儒家思想
遺產連同其對“人治”的信仰而加強了。④簡單的民族主義的確是不夠的。人
們已經不是僅僅抽象地研究理論，因為國際危機和國內危機把名流和城市居
民的注意力引向政治。政府若不能滿足人們複雜的，有時是矛盾的對經濟進
步、國家強盛公平原則和代議制的渴望，那麼，容易激動的、獨立的諸多城
市集團就不會給予政府以真正的合法性。
在這種形勢的背後，國家權力合法化的神話有了根本性的變化。在威嚴
的儒家思想的影響下，帝王的統治受到支援，是靠他維持社會秩序的適當行
為，能在包括自然和人類的有機整體宇宙的中心點發揮作用。禮天生地深深
植根於這一有機的宇宙之中，所以帝王的統治是物性中所固有的，而不是像
在西方那樣，是由一個超驗的神或法從人類舞臺之外強加的。①中國統治者憑
借在國內維持統一，更容易在與國外交往中維護其對其他統治者的絕對優
勢。但是在 １９ 世紀，帝國主義者在中國邊緣的擴張，破壞了中國與毗鄰國家
的宗主－納貢關係，隨之也毀滅了天子所要求的絕對優勢。②清朝在國際上的
軟弱，連同西學的流入，破壞了至尊的儒家思想的權威性。
在 ２０ 世紀，它為最高國家權力歸於漢族的民族主義神話所取代。《孟子》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名言，可以重新解釋為一種中國形式的
民眾主權。這一西方的觀念早有擁護者。梁啟超是它最早的推廣者之一。這
一觀念又為孫逸仙所採納，並早在 １９０５ 年就鄭重地載於三民主義之中。民眾
主權的神話表示了政治覺悟的提高、參與和動員，但它很少講到如何把民眾
政治聯結到國家的權力結構上去。
① 見本書第 2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