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他講話的意思看，好像官兵還不同意起義似的。
以前藉口徐之佳反對，現在藉口官兵不同意，左協中的態度令人莫測。
正當左協中舉棋不定的時候，發生了兩件事，這兩件事為左協中所謂“官兵不同意起義”幫了忙。第一件事，在延安代表未來之前，離城南301 的地方，是雙方巡邏遊擊之處，完全處於敵對狀態。因此，榆林部隊生活用炭，要採取武裝的形式，派兵到距城東南20餘里的炭窯去馱。延安代表到榆林後，雙方認為這種事不利於促進起義。遂商量決定：雙方在馱炭時都不帶武器，在馱炭這問題上，互不干擾。可是在3 月間，第二十二軍的部隊去馱炭時，竟被帶武裝的解放軍拉去馱騾，還打傷了士兵，辱罵了帶隊的軍官，使全軍為之憤然。第二件事，4 月間，國民黨中央繼續派飛機運送軍餉糧款到榆。我們事前和羅明代表研究商定，仍照常派出機場南端高地警戒部隊，並告訴其派出部隊的番號、人數，以及哨所地點。請羅明代表通知附近解放軍。
為了不發生意外，我們將此項商定，也告訴了自己所派出的部隊，責令他們嚴加註意，不要發生誤會。派出的部隊認為既是商定好的事情，故不作戒備，連機槍衣都未卸去，及至發現解放軍前進，也不敢鳴槍射阻，即被解放軍繳了械。飛機臨近機場上空，又遭解放軍的火力猛烈射擊，不敢降落，飛返西安，以致影響軍餉糧款的接濟，大大引起官兵的一陣喧囂和不滿，更為反對起義的人造成了煽風，點火的機會。罵我們是阿斗，是出賣團體，使我們沒有說服官兵的餘地。當時我想，在此關鍵時候，為何會因此小事而引起軒然大波，令人百思莫解。所以，當總部俞方皋參謀長請羅明、田子享兩代表吃飯，邀我作陪時，我在飯後閒談中，提出了這兩件事。這固然是下邊的一時過失，但對起義的確起了不良影響，更為左協中的騎牆主義開了方便大門。
事物的發展，壞事也可以變成好事。飛機沒有降落，當月經費還可以掙扎維持（高雙成軍長在世時給軍積累了一定數量的儲備金），可是以後經費就會恐慌。此時，羅明代表向左協中表示，延安叫他們回去，第二十二軍究竟起義不起義，請速作決定，起義則派代表隨同去延安，否則他們就動身了。
左見不作出一定的表示，無法再拖延下去，找我商量，說擬派軍部參謀處二科科長張旨晟和他的秘書孔芳亭等當秘密代表去延安應付。我聽了以後，很是生氣，激動地說：“且不論這兩個代表能代表誰？還要秘密行動，是什麼意思？起義是關係全軍的大事，不能作兒戲。起義就起義，不起義何必騙人？
騙人到時候要負道義上的責任。這種作法我不贊成。“說到這裡，左也激動起來，忙說：”你把事情看得太死，黃河不是一條線！“說實話，我當時無力強迫左協中起義，但堅決反對他騙人。看他勢在必行，勸說無益，當晚我即將這件事間接地轉告了羅明，同時也告訴了高凌雲。高和我一樣堅決反對這種騙人的作法。後來，羅明代表鄭重地對左說，起義事關重大，必須派個能負責任的人當代表，那兩個代表我們不歡迎。這時，左又找我商量，並把羅明代表的話如實地告訴我，還說軍部負責人現在只剩下你我兩個人，那隻好你去了。我說，我是軍人，服從命令。但是，我不僅知他變化多端，而且得悉張雲衢快要回到榆林，張為人難測，我不能不要求左對派我當代表赴延安談判，作出必要的保證。於是，我向左提出，要求連長以上簽名保證，至少也得團長們保證，他竟不答應，說：你這樣一去情況可就大了。言外之意就是不能秘密了。羅明代表不肯再等下去，第二天就要回延安。當晚倉猝間左和我把要談的事情大略說了一下，記得有五項，但現在只能記起四項：（一）
起義後暫住榆林，以安軍心，持短期施訓後再調動；（二）政工人員隨派，其餘人事（個別不宜除外）希望維持現狀，待以後有必要時再作調整；（三）
請延安立即補給糧秣；（四）原榆林專署舊人員，除特工人員外，希望儘量
量才留用，以維持他們的生活。因為左於1948年兼任榆林專員，故有此項要求。他著我拂曉出城，以免軍民驚慌。這說明他要我當的是“秘密代表”。
實際上我一出城，秘密就難保了。因為有名的公開特務雖然早跑了，但暗藏的仍然不少，他們會一刻不停地報告出去。果然，我一到延安，蘭州和西安的報紙上就登載出來了。
我去延安，決定倉猝，加上安排起程工作，我未能將赴延的一切當面告訴總部俞方皋參謀長，只在電話上和他作了詳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