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文弱書生對流氓講理、求饒”。
慶親王奕劻因為貪財誤了海軍，此時支援李鴻章的割地求和政策。
李鴻章的技術性應對方案，無非是在虛假的誇張，你說一百萬，好，絕不能再多，多一分錢我都不給，就是典型的硬中帶軟，真是悲哀到極點。譬如，屢戰屢敗，和屢敗屢戰，給人聽覺的效果是不一樣的。那麼，李鴻章就說“讓地應以一處為斷，賠款應以萬萬為斷”。當時稍有智識者都知道這是文書高手的作為，就和屢敗屢戰如出一轍。
悲劇之所以為悲劇（2）
在清朝廷腐朽糜爛的大環境下，李鴻章作為簽約當事人要想翻盤，那是難於上青天。給清朝打工，被人視為漢奸，他和他的兒子李經方在日本又有存款，他的節操又遠遠不如曾國藩，他的歷史定位，也真不大好說。你說他倒向侵略者，他又確實有所周旋“反抗”，但這種反抗，實在是沒有多大作用。
弱國無外交，戰則敗，敗則和，和則割地賠款，孰為為之，孰令致之，須問致病之由來。
遼、臺既割，賠款既納，外人知東方病夫已病入膏肓。路權、稅權、練兵權……悉數外移……乾隆時代，清國將外國人視為蠻夷戎狄，好像那些國家都不是正常的人類；到了道光年間的五口通商時代，自信心降到零度，感覺自己殆非人類。再到了甲午戰爭開打，《馬關條約》一簽訂，崇洋媚外之心高漲不墜，下賤到恨不能捧出心肝肚腸貢獻給洋人。
甲午何以致敗？海軍建設，不到兩年，頤和園工程大起。名為海軍，實則建築，款項盡充土木之用，以及中飽私囊。另外權力膨脹的李鴻章，他也戰戰兢兢。蓋漢人大臣無論如何聲威，背後必以滿人為依託、為護符。李鴻章的靠山醇親王奕■死後，李鴻章為之痛哭不已……他死後，李鴻章也獨力難支。
甲午海戰，高升號首當其衝，一千二百多人差不多全數被日海軍消滅；接著濟遠艦又受重創，其後的黃海之役也打得非常窩囊，駐紮在朝鮮的中國陸軍聶士成部也處於下風，其所部葉志超更是甫戰即潰，一路狂逃。
李鴻章練兵，陸軍方面是他淮軍的系列，海軍也是他所訓練。
但他的海軍衙門，控制在光緒帝的父親醇親王手中。親貴們餓鬼一般將此衙門當成他們的錢庫，上下交徵利，皆大歡喜，而戰力自然不堪聞問了。再說清廷班子老舊，朝內小人派系林立，而且軍隊除了從事*民變之外未經考驗——就是*民變，國家正規部隊也在太平天國的衝擊下摧枯拉朽，若非知識分子訓練的鄉土軍隊拼死營救，早就嗚呼哀哉了。這不是一個超級強權，這是一隻紙老虎。
張一麐先生在20世紀40年代初說：“今者日本視我如入無人之境，任便攻殺，試取《馬關條約》一研究之，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耗矣悲哉！”
技術性的偏差不難糾正，可怕的是體制性的強制力。《馬關條約》簽訂後，本來微弱的制衡更加虛飄，由於失去制衡，本來不難發現和糾正的偏差，往往一發不可收拾，鑄成大錯。一呼百應的權力結構，雷厲風行的體制構架，兩百年不變，到此變本加厲。
洋務運動，依託外國的科學技術斷斷續續流淌到中國，這如同在人造小河中舀水，無論舀多少，稍有閃失，水源就斷了，即它不能自己重新形成一條河流，更不能形成一套自身迴圈的水系。它也不會有自主的科技，因為科技的發達，需要特別的人文環境。所以洋務運動使人產生一種錯覺，以為這種專制體制，照樣可以發展科技，照樣可以讓國家強大，照樣可以持續穩定地發展。這種所謂的進步現象也讓治世的能臣迷惑了。
日本明治維新後，戰略工業得到穩健超強的發展。他國土較狹小，但譬如有二十個指頭悉數緊握在一起；混球大清國呢，貌似強大，譬如有三十個指頭，但只有三四個指頭緊握在一起。明治維新導致其拳頭中有一顆強盛勃動的心臟。洋務運動握成的拳頭最多算一個可疑的起搏器。洋務運動在咸豐十一年就開局，所做的是什麼呢？無非是練新軍、設同文館、購炮艦、設外語學校、派學生留學美國，辦鐵甲兵船，設水師學堂……其動機著眼於國防，故軍事內容最多。
不可謂不努力，但一到甲午，洋務也搞了二三十年了，何此還是一敗塗地呢？一言以蔽之，政體不對頭，政治不上軌道，活力、生機、生命的創造意識被壓抑、阻擊。大清的海軍貌似強大，戰術一塌糊塗；陸軍撒腿就跑，他幹嗎不跑？有什麼是值得他捨命保衛的呢？
洋務運動，讓清末有過一段輝煌，但是，技術上的改進終歸受限於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