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我們稱之為“關注認可”），我們要求學生先在卷子上寫下自己的姓名，然後再開始尋找相連的“s”。他們每答完一張，就把它交給實驗主持人，主持人把試卷從頭到尾看一遍，點下頭表示認可，然後把試卷翻過來，卷面朝下放到一厚沓已經答完的試卷上面。對第二組（我們稱之為“不予理睬”）的要求與第一組基本相同，但是不要求參與者在試卷上方寫自己的名字。他們答完題交上試卷，實驗主持人順手把試卷放到一沓紙上面，連看都不看。第三組叫“粉碎試卷”組，名稱就不吉利，我們的做法更極端一些。參與者答完試卷交給實驗主持人，主持人根本就不往之前參與者答好的試卷上放，連看都不看一眼，而是隨手塞進碎紙機，當著參與者的面把它粉碎掉。
僅僅因為是否得到認可就會產生很大的不同，這對我們觸動很大。基於樂高勇士實驗的結果，我預料到“關注認可”組的參與者成績會最好。不出所料，他們完成答卷的數量比“粉碎試卷”組多得多。我們核對他們中有多少人一直做到每張試卷僅得10美分（恰巧也是第10張試卷），發現“關注認可”組中大約有1/2（49％）的人完成10張試卷以上，而“粉碎試卷”組的這一數字卻只有17％。一點兒不錯，尋找相同字母似乎既快樂又有意思（如果你得到認可），也可能使人痛苦（如果你的勞動成果—試卷—被粉碎）。
但是“不予理睬”組的參與者又怎麼樣呢？他們的勞動成果沒有被粉碎，但是也沒有得到反饋和肯定。他們每人答了多少張試卷呢？他們這一組的成績是與“關注認可”組的參與者相似，還是因為受到冷遇所以成績與“粉碎試卷”組的那些人差不多呢？抑或“不予理睬”組的這些人的成績處於其他兩個組之間呢？
結果表明“關注認可”組的參與者平均完成了張試卷，“粉碎試卷”組完成的是張，“不予理睬”組的參與者（請擊鼓致敬）平均完成張（只有18％的人做完10張或更多）。這種結果說明“不予理睬”組完成的數量與“粉碎試卷”組的非常接近，而與“關注認可”組的成績相去甚遠。
實驗給我們的啟迪是，無論正面還是反面，要吸取工作的意義其實非常容易。如果你是一個經理，成心想破壞僱員的積極性，只要毀掉他們的勞動成果就夠了。如果你想做得巧妙一些，對他們的勞動不聞不問也可以。相反，你想調動他們的積極性，讓他們和你齊心協力，那麼你必須重視他們，重視他們的工作，重視他們的勞動成果。
我們還可以從另一個方面去考慮“試卷”的實驗結果。“粉碎試卷”組的參與者很快會發現他們可以作弊，因為別人對他們的工作不屑一顧。事實上根據傳統經濟學理論，“粉碎試卷”組的參與者只要意識到有機會作弊，他們就會這樣做，而且會一直做下去，能拿到多少錢就拿多少。“關注認可”組持續工作時間最長，而“粉碎試卷”組幹得最少，這一事實進一步說明在勞動生產領域，人類的積極性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不能把它簡單地推斷成“幹活掙工資”這樣的交換行為。相反，我們應該認識到勞動意義對工作的影響，或者更重要的是，完全去掉勞動的意義對工作的影響，這種影響的力量比我們通常預料的要大得多。
大頭針的生產與《摩登時代》
我發現上面兩個實驗的結果一致，意義上的微小差別卻會產生如此大的影響，這令人驚訝。組裝樂高玩具的“西西弗斯”一組感受不到工作的絲毫樂趣更讓我目瞪口呆。我不斷地反思戴維、德芙拉和其他人的狀況，突然想到了我的行政助理—傑伊。
理論上說，傑伊的工作很簡單：他負責管理我的實驗賬目，給參與者發放酬金，訂購實驗用品，以及安排我的旅行。不過，要求傑伊使用的資訊科技卻把他的工作變成了“西西弗斯巨石”。他使用的思愛普財務軟體要求他每天在規定的電子報表中輸入各種數字，把電子表格發給另外的一些人，他們在表格上再加一些數字，再把表格發給另外某人對花銷加以稽核確認，再依次發給某一個人，這個人最終結賬付款。本來工作的意義就不大，而可憐的傑伊在其中又只做了一小部分，所以他從來沒有看到勞動的成果，也不會有任何成就感。
麻省理工學院和思愛普公司那些可敬的人們為什麼要設計這樣的制度呢？他們為什麼把工作分成這麼多的小部分，讓每個人只負責一小塊，不讓他們看到工作的全貌和進展的情況呢？我猜這與亞當·斯密提出的效率概念有關。1776年，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爭辯說，勞動分工這種方式在生產過程中對提高生產效率能起到難以置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