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共和國老百姓的“公民意識”。
“公民”這個概念來自西方，與共和國傳統上的“人民”、“居民”、“國民”有根本上的區別。真正的“公民”是具有社會責任感，願意為社會做貢獻，積極參加社會活動，渴望獲得社會權利的民眾。
“公民意識”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共和國推行政治改革的時間。
毫無疑問，沒有公民意識，政治改革不可能獲得成功。
在廣西幹了5年，王元慶把這個問題看得非常清楚。
政治改革的動力不可能來自“統治階層”。共和國的政治制度決定了，統治階層是社會的既得利益階層，作為掌握了絕大部分社會資源與全部國家權力的利益集團，沒有任何人願意放棄已經得到的利益與手中的權力，也就不會積極支援政治改革，甚至會想方設法破壞政治改革。
能夠為政治改革提供動力的，只有希望獲得更多利益的民眾。
每個人都是自私的，“自私性”決定了每個人都希望獲得更多的好處。不管是經濟上的好處、還是政治上的好處，誰都不願意成為別人剝削的物件。問題是，民眾渴望獲得利益的根本動力不是來自低下的生活水平，特別是在共和國。作為一個擁有悠久歷史的民族，中華文明能夠延續5000年，沒有像其他古老文明那樣被新生文明徵服與消滅，除了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與農耕時代的先進勞動力之外，中華民族“逆來順受”的傳統起到了最為關鍵的作用。簡單的話說，只要吃得起飯，沒人願意‘自上粱山’。毫無疑問，民眾對國家過於低下的要求、甚至是毫無要求，不可能成為推動改革的主要力量。只有當民眾得到更加幸福美滿的生活、希望能夠獲得更多的權力，也就是當民眾產生了“公民意識”的時候，才會積極主動的推進政治改革。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使共和國民眾產生“公民意識”的是一項來自美國的技術。
網路的全面普及，使世界進入了“資訊時代”。對那些不願意放棄已得利益與手中大權的人來說，沒有任何辦法從根本上阻止由網路帶來的新思潮。道理很簡單，如果利用權力全面封殺網路，共和國將重蹈覆轍，走上“閉關鎖國”的老路，再次淪落為被西方國家任意宰害的“東亞病夫”，不僅紀佑國、趙潤東與王元慶這樣的國家領袖不會同意，千千萬萬的中華民族兒女也不會同意。
半島戰爭之後，共和國國內對戰爭意義的大討論，充分顯示了“公民意識”的覺醒。
當時，還是國家副元首的王元慶力排眾議，說服趙潤東，讓民眾自發討論，只要不危害國家根本利益，就不要阻止民眾的言論。由此可見，半島戰爭之後，王元慶就已經產生了政治改革的想法。
不得不承認，紀佑國看得比誰都遠。
離任前，紀佑國推行的幾項法案，都在為後面的政治改革打基礎。
到王元慶執政的時候，政治改革既是必須，又是必然。更重要的是，紀佑國透過實際行動，為後面的領袖指明瞭政治改革的方向。
國民產生“公民意識”，必然讓國民參與國家政治活動。
重大決策上，受普通國民的認識限制，不可能成為主導力量。只有在基本國家事務方面，國民才有充分的參與權與影響力。
當然，共和國的政治改革絕對不能走西方國家的老路。
從嚴格的意頭上講，政治的基礎是文化。西方世界能夠推行民主政治，與其歷史文化有著必然關係。早在古希臘時期，民主政治就已深入人心。文藝復興之後，西方世界逐步擺脫了教廷的控制，文化思想迅速傳播，民主政治獲得了肥沃的土壤，最終生根發芽，幾百年來逐步形成了現在的局面。
共和國沒有西方文化基礎，也就不可能採用西方的政治模式。
“毫無疑問，我們必須摸索著前進，沒有任何經驗可談。”王元慶在討論具體問題的時候顯得格外小心謹慎。”我的想法是從基層做起，先在幾個省市搞試點，找到可行的辦法之後，再在全國推廣。”
“如何做？”
“基層代表直選。”
“直選！？”顧衛民暗暗一驚，迅速思考一番，問道，“在多大的範圍內搞直選，如何保證直選的客觀性？”
“客觀性的問題不需要考慮，資訊這麼發達，讓民眾參與監督，問題就能解決。”王元慶稍微停頓了一下，“直選範圍，先在縣級試行，一年之後推廣到市級，如果可行，最終推廣到省級。”
“是不是太快了？”“並不快，有民意基礎，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