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與美國的國內政局都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比如顏靖宇在2047年順利當上了共和國國家元首，美國共和黨則在2044年與2048年的大選中相繼獲勝，從而獲得了21世紀以來最長的連續執政週期。這一跡象足以證明，雙方的決策者都知道，絕對不能在戰爭爆發前自亂陣腳。
更重要的是，還得打亂對方的陣腳。
這就是雙方在2050年擴大國防開支，在2051年大搞金融風波的主要原因。
雖然受大蕭條與國際勢力變化影響，到21世紀30年代中期，也就是印度戰爭結束之後，以美國為主的國際金融與國際貿易體系就分崩離析，地區性經濟共同體與區域性自由貿易區獲得長足發展，特別是以美國為主導的西約集團、以及以共和國為主導的集約集團是新的國際金融與貿易秩序的典型代表。但是誰都不能否認，不管是共和國、還是美國、或者其他希望問鼎霸主地位的國家與集團，均與競爭對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金融體系與以人民幣為核心的國際金融體系、以及以歐元為核心的國際金融體系並不是完全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
根據聯合國在2045年做的一次調查，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共同體與自由貿易區，即共和國主導的集約集團與美國主導的西約集團的交往程度在40％左右，即兩大貿易區之間的經濟往來相當於其內部流通的40％。顯然，這是一個非常高的指標。如果算上由法德意領導的歐盟主導的“歐非集團”（即歐盟與北非經濟安全集團）、由俄羅斯主導的“獨立國家聯合體”、由巴西主導的“拉美自由貿易區”、由南非主導的“非盟”、由埃及主導的“阿拉伯國家聯盟”（實際影響並不大），全球各主要經濟共同體與自由貿易區的交往程度在50％以上，世界經濟仍然具有足夠高的流動性。
正是如此，共和國與美國當局都知道，在金融上下狠手，肯定會給對方造成影響。
事實上，在進入50年代之前，共和國與美國都在避免製造金融動盪。要知道，在多方爭霸的時候，任何一方的力量都不足以主導整個國際金融秩序，也就不可能採取獨霸政策來打壓與剝削其他國家。實際情況也是如此，除了共和國、美國與歐盟之外，包括俄羅斯這種準大國在內的幾乎所有國家都採取了相對靈活的對外金融政策。拿埃及來說，在2045年的時候，埃及持有的外匯中，人民幣佔41％，美元佔22％、歐元佔31％，埃及央行會根據三種主要貨幣的匯率波動來調整所佔比例。如此一來，如果人民幣貶值，埃及央行就拋掉人民幣，換進美元或者歐元，如果美元貶值，則換進人民幣或者歐元。
因為共和國與美國的政策往往相互對立，而且國際金融市場也會根據共和國與美國的政策發生波動，所以人民幣貶值往往意味著美元升值，而美元貶值則往往等同於人民幣升值。如此一來，共和國與美國當局都不會輕易讓貨幣貶值，因為這會讓敵方獲得好處。
可以說，這也正是2035年之後的10多年間，在兩強相爭的情況下，國際金融市場能夠保持穩定的主要原因。事實上，這也正是冷戰的一大特點。在美蘇冷戰期間，雙方貨幣的幣值也相對穩定，為了使貨幣匯率保持穩定，雙方甚至會犧牲部分國家利益。比如在越南戰爭期間，美國的經濟就出了問題，美元就應該貶值，但是直到70年代中期，即阿拉伯國家發起針對西方世界的石油戰爭，引發了經濟危機之後，美元才大幅度貶值，而在此之前，美國政府一直在維護美元的幣值。
正是如此，當美同與共和國先後在金融上做文章的時候，才會有人認為世界大戰即將爆發。換句話說，只有在為世界大戰做準備的情況下，兩國才會在金融領域展開廝殺。要知道，只要美元與人民幣大幅度貶值，即便雙方改變初衷，不再認為戰爭能夠解決問題，希望避免戰爭，也無法挽回金融上的損失。也就是說，走到這一步，不管雙方是否願意，別說後退，即便停止前進，都將輸得一乾二淨。
由此可見，歐盟確實在為阻止戰爭做最後的努力，而且找對了方向。
以當時的情況來看，如果美國與共和國當局有避免戰爭的想法，只要能夠挽回雙方在金融領域的損失，就有可能讓雙方回心轉意，不再把戰爭當成打垮對手的唯一方法，而具有這個能力的也就只有歐盟。
峰會上，歐盟輪值主席義大利總理明確表示，歐盟願意與其他任何國家共同維護國際金融市場穩定發展。
問題就在這裡，共和國與美國當局有避免戰爭的想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