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這很難讓人理解，因為在大部分人看來，一個在伊朗戰場上與美軍作戰、在車臣與美國情報機構交手、在裁軍談判中與美國鉤心鬥角的政治家，怎麼也不可能把美國當成盟友，但是別忘了，在政治家眼裡，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在擔任安全域性首席副局長的時候，契力亞科夫就主張與美國修好，藉助美國的力量鞏固俄羅斯在亞歐大陸上的地位，從而抗衡正在積極擴張的共和國。
可以說，契力亞科夫能夠平步青雲，受到數位總統重用，與他的這一觀點不無關係。
雖然伊朗戰爭將中俄友好關係推上巔峰，當時甚至有人認為，為了抗衡美國，兩個相鄰的大國會秘密結盟。但是常言說得好，盛極必衰，巔峰之後就是下坡路。從本質上講，共和國與俄羅斯能夠友好相處，原因只有一個，即面臨共同威脅。準確的說，伊朗戰爭前，面對美國的霸權，共和國與俄羅斯都難以自保，只有積極合作，才能獲得一席之地。伊朗戰爭之後，美國霸權衰落，共和國蒸蒸日上，加上全球性大蕭條產生的影響，共和國與俄羅斯的友好關係自然走到了盡頭。
客觀的講，謀變的不是俄羅斯，而是共和國。
雖然在哈薩克事件之前，共和國並沒直接挑釁俄羅斯，甚至在某些關係到兩國根本利益的問題上有所顧忌，比如直到裴承毅上臺，共和國都沒有吞併蒙古。但是出於本身利益需求，在一些與俄羅斯有關的問題上，共和國就沒那麼客氣了。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然是針對印度的3場戰爭。要知道，在俄羅斯的全球戰略中，印度絕對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無足輕重的棋子，而是俄羅斯最重視的友好國家之一，其地位甚至在共和國之上。可以說，在共和國必須藉助印度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的大前提下，與俄羅斯的關係、特別是基本層面上的關係肯定不會好到哪裡去，甚至可以說，如果不是在2015年之後與共和國的國力差距日益懸殊，恐怕俄羅斯早就動手了。
問題是，在2035年之前，能夠準確認識到這一點的俄羅斯人並不多。
不管怎麼說，印度戰爭之前，中俄關系還是以合作為主。更重要的是，受全球性大蕭條的影響，俄羅斯還得藉助共和國、或者說依靠共和國的龐大國內市場，不然俄羅斯的經濟將遭受滅頂之災。
正是如此，印度戰爭之後，契力亞科夫才進入了俄羅斯高層決策圈。
由此可見，契力亞科夫並不是天生的親美份子，甚至算不上貨真價實的親美派，可他絕對是個不折不扣的“大俄羅斯主義者”，在他眼裡，俄羅斯的利益高於一切，為此可以做出任何事情來。
雖然對共和國來說，契力亞科夫絕對是個不受歡迎的傢伙，但是換個角度來看，他比那些主張倒向美國的親美份子可愛得多。不管怎麼說，契力亞科夫不會為美國賣命，更加不會為了美國的利益出賣俄羅斯。說得更直接一點，如果對俄羅斯沒有好處，他肯定不會兌現秘密同盟條約。
問題是，在俄羅斯，像契力亞科夫這樣的政治家已經非常少見了。
別說那些在第三次車臣戰爭後出頭的新生代政治家，很多與契力亞科夫同時代的政治家都主張完全投靠美國，不再堅持獨立自主的基本戰略。這些政治家認為：短期之內，俄羅斯很難具備與兩個超級大國進行全球爭霸的條件，國際影響力甚至連歐盟都比不上；俄羅斯要想崛起，除了積極發展壯大之外，還得充分利用兩強爭霸的有利局面，抓住一切機會推動世界局勢大變革；只有在共和國與美國兩敗俱傷、全球局勢重新洗牌之後，俄羅斯才有權會成為世界頭號強國；因為俄羅斯與共和國接壤，加上歷史積怨，所以幫助共和國取代美國不會給俄羅斯帶來任何好處，反而會把俄羅斯置於絕境。只有協助美國擊敗共和國，並且讓美國大傷元氣，對俄羅斯才最為有利。
暫且不說這一觀點是否正確，至少在契力亞科夫看來，這等於把俄羅斯置於風口浪尖。
受此影響，從2056年初，即出兵哈薩克之後，俄羅斯當局就在要不要主動與共和國翻臉的問題上爭執不休。
以契力亞科夫為首的“務實派”認為，在大變革時代，俄羅斯應該退守二線、穩守成果，而不是當出頭鳥，更不應該主動挑釁共和國的霸權。只有在美國與共和國開戰之後，俄羅斯才能侍機而動，在最有利的情況下參戰。以副總統喬德諾維奇為首的“理想派”認為，如果沒有俄羅斯的支援，美國不可能擊敗共和國，而美國戰敗，等於俄羅斯戰敗，所以為了俄羅斯的未來，應該更加積極，主動迎接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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