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條之後，他們的生計就會成為問題，他們沒有土地，所擁有的不過是一雙勤勞的手以及一顆吃苦耐勞的心，工作對於他們而言非常重要。
這場世界經濟危機中，首先遭到衝擊的就是工業和商業，由於出口貿易急劇萎縮，工業品價格暴跌，這引起了連鎖反應，於是，工廠倒閉，工人失業，店鋪關門，店員失業，隨之而來的就是社會的動盪，犯罪率高漲，國民脾氣暴躁，往往因為一點口角之爭而發展為肢體衝突，甚至刀槍相向，相應的，中樞政府和地方政府不得不採用更為嚴苛的法律，震懾犯罪。
遭到經濟危機衝擊的不僅有工業與商業部門，農業也在這場席捲世界的經濟危機中遭到沉重打擊，具體表現就是農業豐收，但是農民收入卻迅速下降，甚至破產，因為農產品的價格比工業品的價格跌得更猛，將一車農產品裝上火車、汽車，然後運送到城市銷售之後，農場主們突然發現，他們每做一筆這種交易，就會虧損一筆金錢，汽油費、人工費、交易稅、劫掠者的洗劫、小工的盜竊、饑民的哄搶……這都是潛在的風險，也是實實在在的成本，經過計算之後，於是，農場主們做出了相同的選擇，那就是不再出售農產品，上好的稻米、小麥寧可爛在穀倉裡也不運到城市去銷售，甚至根本就不從地裡收割上來，因為請人收割也是需要成本的，哪怕是自己用收割機進行收割，也是需要計算柴油成本的。
相比之下，反倒是小農過得比農場主“愜意”一些，因為他們基本上採用人力耕種農田，不需要承擔農業機械購買與維護的成本，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只要土地面積不超過納稅線，他們完全不必操心田賦問題，雖然農產品價格下跌也使小農生活變得清貧，但是相比失業工人，他們的生活至少還是安定的。
不過佃戶和農業工人就慘了，由於沒有自己的土地，佃戶只能租種地主土地，雖然有《地租率限制法》的保護，地主不可能提高地租，但是這部法律並不能保證農產品的價格不發動劇烈波動，因此，當全世界的農產品價格都開始暴跌之後，佃戶也不得不跟著農場主一起承受農業蕭條所帶來的困苦生活，至於農業工人，比佃戶更慘，至少佃戶受相關租佃法律保護，地主不可能隨便解除土地租佃契約，但是農業工人卻因為農場主降低成本的目的而失去工作，只能進入城市，躑躅在濟貧站，等待著每日兩餐的政府救濟，或者排隊領取政府發放的舊衣物，以度過那寒冷的嚴冬。
沒人能夠忘記1931年的冬天，那是一個真正的嚴冬，街頭不僅出現了大批流浪者，而且也凍死了許多無家可歸的人，也正是在那一年的冬天，大總統黎元洪在社會的憤怒與壓力之下接受前任大總統趙北的建議，提請國會透過了一部《濟貧法》，規定地方政府必須建立起專門的濟貧站，為無家可歸者和城市失業者提供食物、衣物、住處，同時，繼續推行移民實邊政策，從城市疏散過多的人口，讓這些人到邊疆務農，進行“逆工業化”。
與世界各國一樣，對於現在的中國人而言，生存是第一位的，至於發財，已不在多數人的未來生活計劃中。
經過幾年努力，現在的國內經濟已經度過了最艱難的時期，雖然世界經濟的復甦尚未開始，不過人們已經從最初的極度恐慌中鎮定下來，天還沒有塌，明天太陽依舊升起，照耀大地，給人溫暖，給人希望，何況，在這場經濟危機中，政府也不是毫無作為，“經濟新政”確實起到了一些作用，公共工程的開展、某些大型企業的國營化、來自政府和軍隊的官方訂貨、移民實邊政策的繼續推行、延長兵役期……至少，許多失業工人找到了工作，雖然收入微薄，而且工作艱苦，但是至少不必去濟貧站排隊領取救濟品了。
“經濟新政”雖然是現任大總統黎元洪批准實施的，但是如果沒有前任大總統趙北制訂出這份詳盡的經濟拯救方案的話，或許現在的失業者更多，社會也會更加動盪，甚至爆發革命，就像歐洲某些國家所爆發的革命一樣，推翻無能的民選政府，推舉一位英明睿智的領袖實行強人政治，用鐵碗恢復秩序和經濟，用軍事手段擴大國際市場，而不是跟那些歐美強國與虎謀皮的進行毫無意義的外交磋商。
現在的許多中國平民都開始懷念當年“狂人總統”執政時期的美好生活，那個時候，或許在政治權力上缺少活力，但是至少不必操心明天的飯碗在哪裡或許，如果“狂人總統”不是在1929年結束訓政並下野為民的話，或許，今天的中國經濟會更好一些吧。
對於部分國民對“狂人總統”時代的留戀，一些經濟學家和政治家也明確告訴國民，這場經濟危機不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