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落。金嘉鎮、俞吉浚、金弘集、樸定陽、趙義淵等有開化思想和親日傾向的官吏先後開始受到重用。
與此相呼應，漢城南大門貼出要求驅逐閔氏派人物，重用開化派、實行國政“更革”的檄文。儒生甚至直接上疏高宗，要求廣開言路，創設議院。在這種背景下，7月末，金炳始出任領議政，朝廷之中的開化派醞釀著排除諸閔、推行改革的一場“政變”。
明成皇后14（8）
然而一場大變革的開局被日軍所打破，金炳始政府還未來得及運作，就被日本入侵者顛覆。
日本突然佔領了王宮，首先迫使高宗將一切政務委任於大院君，將大院君變成其推行殖民政策的工具。大院君雖然處心積慮地也想推翻閔妃政權，但他頑強地抵制日本干涉朝鮮政府的人事安排。日本人見這個被抬上來的傀儡並不順從，便唆使朝廷內的開化大臣另外組建
了“評議會”作為臨時政府，以對付大院君。
7月27日，評議會更名為軍國機務處，金弘集出任領議政兼機務總裁。日本人感覺金炳始太有反抗精神，遂將其排除出決策核心。
軍機處負責一切國家機務改革的決策，議決後經國王裁可負責實施，其成員包括前穩健開化派、少壯開化派和政治上的中間派。這些程度不同地有著開化思想的官員們，自農民戰爭爆發以來，雖隨時伺機奪取政權，但因力量單薄，一直無力行動。現在靠著日本侵略勢力實現了推翻閔妃政權的夙願，所以，他們具有明顯的親日傾向。
軍國機務處建立之初，因中日戰爭爆發不久，戰爭尚在朝鮮境內進行，日本軍政機構無暇過多地顧及朝鮮國內的政務，為軍機處較自主地推行改革提供了可能。因此，1895年內發生在朝鮮大地上的“更張”，更確切的說，是一場改革。
軍國機務處在1894年7～10月的短時期內，先後制定和釋出了208件重要“內政改革”法令。法令所涉及的範圍十分廣泛，除土地與其他財產權未涉及外，幾乎包括官制、行政司法、財政金融、產業貿易、軍事、教育、身份制度和風俗習慣等一切領域，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先看一下政治範疇的改革。朝鮮採用了開國紀元的歷法，於是證明它與清代中國傳統的宗屬——附屬國關係已經終止。宮內府與議政府分離則是最重要的體制變革。為精簡合併各種處理宮廷和王室事務機構，設立了宮內府。在總理大臣以下重建了議政府，由原來的六曹再加上外務相農商共8部組成。部下設局，每個局的權責及其在行政等級中的地位都作了仔細的劃分規定。稍後，這種體制又進一步精簡，產生了由7部組成的內閣。分別為外部、內部、度支部、法部、學部、農商工部和軍部。部下設有局、課（處）。與這項改革同步進行的還有官吏品級制度的修訂。月俸一律改實物為現金。傳統的科舉制度也予以廢除，新的官吏任用法消除了兩班與平民、文班與武班的差別。
地方官制也進行了重建，將原先的8道改為23府，以便地方行政管理更好地適應地方情況。府下設郡，這樣簡化了以前複雜的建制。不久23府又重組為13道直，但郡作為地方行政單位仍完整地保留下來。至此為止，地方官府所行使的司法權和軍事權被剝奪了，地方官府對當地民眾的許可權也被劇弱了，從而反映地方行政觀念更加近代化。
其次，司法權與行政權分離。頒佈了裁判所傳成法，—切司法問題都由該機構管轄。地方裁判所包括特別設在開放港口的裁判所屬於初級裁判所，受理上訴案件的為高階裁判所或巡迴裁判所。對警察權也進行了類似的分級改革。漢城警務廳負責京都的公共治安，而在地方，各道觀察使屬下的警務官負責地方治安；後者獨立於郡守行政管轄之外。
對財政管理也進行了—元化的改革。按照開化黨於1884年設計的改革模式，一切財務如會計、出納、租稅、國債、貨幣、銀行和其它業務，都在新成立的度支部的許可權範圍內。度支部下設9個管稅司，監督全國220個稅收署，實施稅法，處理地方歲入事務。貨幣制也進行了改革。新貨幣章程規定國家實行銀本位制，鎳幣、銅幣、青銅幣、黃銅幣為輔助貨幣；舊貨幣暫時仍可使用，逐漸換成新貨幣。伴隨貨幣改革，規定租稅不得以實物而要用現金支付。同時還對至此為止標準不一的度量衡進行了修訂和統一。
社會改革也是1894年實施的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首先，就法律而言，已完全廢除社會身份制。兩班與平民之間的階級差別不復存在，致使各級官職可能不按社會出身而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