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文爾雅、對人圓滑，但這可不是創作高質量廣告的要素。可悲的事實是，儘管現代的廣告公司裝置精良，但廣告卻不像拉斯克爾和霍普金斯在草創時代創作的廣告那樣有效。我們的事業需要大量注入天才。而天才，我以為最可能從那些不受清規戒律約束、持獨特見解、略帶反叛性格的一群人中發掘出來。
不久以前，芝加哥大學邀請我去參加一個關於創作性組織的研討會。與會的大部分人是有造詣、以研究他們所稱的“創作性”為己任的心理學教授。我的感覺就像孕婦出席婦科醫生大會一樣。我告訴他們我從領導一個73人的創作部門的經歷中，學到的對創作過程的理解。
創作過程要求的不止是理性。大多數獨創的構思甚至無法用文字來表達，是不可言傳的。它是“一種意念，受制於直覺，受潛意識啟發，經過不斷地探索和實驗產生。”大多數生意人都不能做獨創性的思考，因為他們不能擺脫理性的桎梏。他們的想像力被束縛住了。
我幾乎無邏輯性思考的能力，但我和潛意識的聯絡卻暢通，以從不同的領域中獲得靈感，創出新的意念。我聽過大量的音樂，很喜歡約翰·巴利科恩的作品。我長時間地進行熱水浴。我從事園藝活動。我常和門諾教派的神職人員一起靜修。我觀察鳥類。我常常散步鄉間。我經常度假，休息頭腦——沒有高爾夫、沒有雞尾酒會、沒有網球、沒有橋牌、沒有牽掛，有的只是一輛腳踏車。
在這樣無所事事的時刻，我的潛意識長流不斷地給我傳來資訊。這些都成了我創作廣告的意念素材。可是這還不夠，還要有刻苦的工作精神，開放的頭腦和不受任何限制的好奇心。
人類的許多偉大創舉是由利慾激發而實現的。韓德爾（GeorgeFrederick Handel）生活拮据的時候，閉門謝客21天，寫成了完整的《彌撒亞》，名利雙收。《彌撒亞》裡的主題很少是現成創作的，而是韓德爾用長期積累在自己潛意識裡的樂素髮揮而得，這些樂素或者是他在聽別的作曲家的音樂時產生的，或者是他早先在創作別的歌劇時得到的。
一次在卡內基音樂廳的音樂會結束時，沃爾特·達姆羅施⑤問拉赫瑪尼諾夫⑥，在演奏協奏曲時朝聽眾望去的時候，他腦海中閃過的崇高念頭是什麼。“我在數大廳裡的人數”，拉赫瑪尼諾夫這樣說。
如果給牛津大學生按勞付酬，我早該以治學奇才而當上了欽定的現代史教授了。我在麥迪遜大道享受了賺錢的樂趣，這才開始認真工作起來。
在現代商業世界裡，除非你能把你所創作的東西賣出去，否則，創作、獨具匠心都是毫無價值的。領導層的人不會貿然接受一個好的創意，除非有一位精明的推銷員向他們推薦，剖析陳述。在麥迪遜大道的14年間，我只有一個好主意沒有能被客戶接受＇我要國際紙業公司（International Paper）把他們2600萬英畝的森林地獻給社會做露營、釣魚、狩獵、遠足和觀察鳥類活動的場所。我說這個崇高的舉動會同卡內基的圖書館和洛克菲勒基金會一樣具有歷史意義。這是個好主意，可是我卻未能把它推銷出去。＇。
最後，我發現，如果不是由一個很有本事的人來領導，那麼無論什麼創作機構，不管它是研究實驗室、雜誌社、巴黎的大飯店，還是廣告公司，都不會產生什麼偉大的業績。劍橋卡文迪什研究所之所以聞名於世，是因為有了盧瑟福勳爵；《紐約客》（New Yorker）雜誌之所以出名是因為有了羅斯⑦；美琪飯店之所以能嘉賓滿座是因為有了皮塔。
並不是每個人都喜歡隨大師工作。出人頭地的觀念在噬食他們的思想，促使他們得出這樣的結論：
身處地獄做主宰，品低猶榮；
寧做地獄主，不為天堂役。
因此，有些人離我而去，但是他們終於發現，他們的天堂樂園已失。有一個這樣的可憐傢伙，離開我後幾個星期來信說：“我離開你公司的時候，我想我會覺得有些傷感。但實際上我感受的卻是痛苦。我有生以來從未有過這樣的失落難過。這，我想就是一個人對有幸從屬名流而必須付出的代價。在我們的周圍，這樣的名流實在太少了。”
一個優秀的人離去，他的親密朋友猜測他離去的原因，一般總是懷疑公司對他的待遇不公。最近，我想出了防止這種誤解的方法。我的撰稿部一位年輕的負責人辭職，去另一家公司擔任副董事長的時候，我們以內閣部長向總理辭職的文筆交換了信件，這些信函刊印在我們公司員工的刊物上。那位親愛的跳槽人給我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