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許諾說對這個問題的解答將會令人滿意，但取得一些進展總還是有希望的。
在此期間，我們獲得了所有種類的新發現。
例如，我們對焦慮的研究為自我增添了一個新特點。
我已經說過，自我比本我弱小，它是本我的忠實奴僕，渴望著執行本我的指令並實現它的要求。
我們不打算收回這個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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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另一方面，這同一個自我又是本我中組織得較好的部分，它面向現實。
我們不應當過分誇大自我與本我的區別。
而且，如果自我作為自身能夠對本我中發生的各種過程施加影響的話，我們亦無需感到驚訝。在我看來，自我是根據焦慮所顯示的訊號，透過運用幾乎是至高無上的快樂—痛苦原則來施加其影響的。
但是，自我後來又很快地再次表現出它的軟弱性，因為由於壓抑的行動，它放棄了對它的一部分組織的控制，並不得不允許被壓抑的本能衝動長時期地脫離它的影響。
此外，關於焦慮問題尚需指出，雖然在我們這裡，神經病焦慮已經變成了現實焦慮，變成了對特殊的外部危險情況的恐懼，但我們不能就此止步。我們應該邁出另一步，雖然它將是向後的一步。我們向自己發問，在這種危險的情況中，實際上構成威脅的和被恐懼的究竟是什麼呢？它顯然不像從客觀方面所判斷的那樣，是對患者的某種傷害。
因為這種傷害在心理學上是毫無意義的。它是由於傷害而在患者精神上引起的某種東西。例如，作為焦慮狀態原型的誕生行為，畢竟決不能僅僅被認為是一種傷害，雖然它可能包含著一種傷害的危險。
像上述各種危險情況一樣，誕生行為的基本內容在於，它在人的心理經驗中引起了一種高度緊張的興奮狀態，這種狀態令人痛苦，而人們又不可能借助釋放來對它加以控制。
快樂原則（ｔｈｅ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的各種努力在它面前土崩瓦解。
我們稱這種狀態為“創傷性”的因素（‘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ｍｏｍｅｎｔ）①。因此，如果我們逐一地理解了神經病焦慮、現實焦慮和危險情況，我們就能得到這樣一個簡單的論點：那個令人恐懼的東西，那個作為焦慮物件的東西，始終是創傷性因素的浮現，快樂原則的正常作用對它無能為力。
同時我們知道，我們的擁有快樂原則的天賦，並不能保證我們不受來自外界的傷害，它只能保證我們不受精神節制所產生的某種特殊的傷害。從快樂原則發展到自我儲存本能（ｔｈｅｓｅｌｆ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ｉｎｓｔｉｎｃｔ）是很大的進步；二者的目的從一開始就是十分不同的。但是，我們還看到了其他某種東西，它或許就是我們所要尋找的答案，這就是說，它是一個相對的量的問題：把一種印象轉變為創傷性因素，並使快樂原則失去作用和賦予危險情況以重要性的，僅僅是興奮的總合的數量。
如果情況確是這樣，如果這些困難如此容易就解決了，為什麼類似的創傷性因素——在這些因素中，焦慮不是作為訊號被喚起，而是為了某種別的理由而重新產生——就不可能在沒有危險情況這一前提的場合下在精
①這個用語是重複沙可（ｃｈａｒｃｏｔ）的術語。可以溯源到弗洛伊德關於歇斯底里的最早論述。例如，可參見他論《防禦的神經—精神病》的第一篇論文（１８９４ａ）的第一節。——英譯註。
神生活中產生呢？臨床經驗清楚地表明，情況事實上就是這樣。
那些顯示了我們已描述過的作用的——在這種作用中，焦慮是作為有關早期危險情況的訊號被喚起的——只是後來的各種壓抑。
當自我遇到某種過於強烈的利比多要求時，最初的和原始的壓抑就直接從創傷性因素中產生了；它們重新構造它們的焦慮，儘管所依據的確實是誕生的原型。
在因性功能的肉體組織受到損傷而產生的焦慮性神經病中，產生焦慮的過程亦如上面所述。我們不再堅持認為，在這些場合中，轉變為焦慮的就是利比多自身①。但是，我們毫無疑義地發現，焦慮存在著雙重起源：它一方面是創傷性因素的直接後果，另一方面是預示將要重演創傷性因素的訊號。
B我可以肯定，你們正在為不必再聽到有關焦慮的話而高興。
但是這種高興維持不久，因為下面即將論述的問題同樣不能令人愉快。我今天還計劃帶領你們參觀利比多理論或本能理論的領域。我們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