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人警戒疏忽時機，出其不意的攻擊敵人，是最有效的辦法。”
就是說，日軍已注意到，用正規戰的辦法進攻八路軍是行不通的，應採用新的戰術，比如說偷襲。明的不行來暗的，白天不行晚上來。雖說在那時，日軍實施偷襲戰術還不太熟練，如周士第談到的，“本來敵人的襲擊，在平地比山地容易，且距離很近；可是我們在冀中平地中活動的部隊，卻沒有遭受到敵人襲擊的損失。自然敵人也對我軍施行過襲擊，但沒有哪一次是成功的。有的是我軍及時轉移，敵人襲擊落空；有的是我軍早有準備，反給敵人以打擊。”不過，這畢竟表明日本人已意識到“如果見到敵人不用新的智巧，仍照原來的老辦法實行正面的攻擊，沒有奇巧特變，不但得不到效果，而且是很危險的。”
在1939年，特別是這一年的後半年，在華北的日軍廣泛開展研究游擊戰術，學習中國話的活動。如日軍第32師團參謀長當山弘道大佐在1939年11月7日的日記中寫道：“少佐以下及士兵、勤雜人員，開始了學中國話的教育，經過督促，約半年才得實現，每週進行兩次。”
1939年12月1日至2日，日軍華北派遣軍召開情報工作負責人會議。“參加會議者，有方面軍司令部的有關人員，各軍、直轄各兵團及駐中國憲兵隊司令部的情報工作負責人等。”華北派遣軍參謀長笠原幸雄中將首先講話，“指出今後華北治安的致命禍患，就是###。只有打破這個立足於軍、政、黨、民的有機結合的抗戰組織，才是現階段治安肅正的根本。”該次會議的最後結論是：“中共勢力對華北治安的肅正工作，是最強硬的敵人。為此，應加緊收集情報，確立排除中共勢力的對策，實為當務之急。”戰後，日方戰史研究人員予以這次規格並不高的情報會議很高的評價，認為“此次會議，認識到###是華北治安的致命禍患，並且針對此種情況，具體地研究了有綜合、有組織的情報收集工作。由此可以看出其意義的重要。”如果說，在1938年，華北日軍在“華北治安的物件是###”這一點上還未達成共識的話，那麼，到1939年底，已吃夠八路軍游擊戰苦頭的日本人，終於省悟到抗戰最堅決的八路軍，才是他們的心腹大患，務必除去而後快。
總之，在1939年，華北日軍雖然還不太適應八路軍的游擊戰，採取的戰術也不那麼對路，但活動比1938年要積極的多。以冀中為例，1939年春季，日軍集中110師團、27師團等部隊，“掃蕩”冀中，佔據了所有縣城和大的鄉鎮，安扎了許多據點。夏季，冀中遭受特大洪水，到處一片汪洋，日軍無法下鄉“掃蕩”，遂四處掘堤，妄想借大水之力毀壞冀中軍民的生存環境。9月洪水剛過，日軍就組織了三次分割槽掃蕩。第一次日軍6000餘人，掃蕩大清河以北地區。
第二次日軍1500多人，掃蕩正定、新樂、無極、深澤等靠近平漢線的縣份。第三次日軍竟出動12000多人，合圍冀中三個地區：從石家莊出動的敵人，“掃蕩”深縣、武強、饒陽、安平等冀中腹心地區；從津浦沿線出動的敵人，“掃蕩”河間、滄縣、獻縣、交河一帶靠近津浦線的縣份；另有敵軍6000多人，再次“掃蕩”大清河以北新城、霸縣、雄縣永清、固安、安次等地。呂正操將軍回憶說：“在1939一整年裡，敵軍對冀中平原的圍攻與‘掃蕩’，比任何地區都頻繁。”
在1939年，年輕的冀中根據地受到的壓力是很大的，這裡應該提到的是，賀龍、關嚮應率一二〇師主力於1939年1月到達冀中。一二〇師在冀中待的時間雖然不長，但打了許多漂亮仗，其中4月齊會一戰，殲滅日軍渡佳行聯隊700多人。給日本人一個狠狠的教訓。大大減輕了冀中的壓力。冀中軍區政委程子華說：“一二〇師在冀中進行了英勇的戰鬥，消滅了大量敵人，打擊了日軍囂張的氣焰，對冀中平原抗日根據地的堅持、發展、鞏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敵人除集中較大兵力進行‘掃蕩’外，少量兵力再不敢輕舉妄動了。”
冀中，從印象不深到“討伐重點”（4）
不過，冀中出現了八路軍主力部隊，也引起日軍的高度重視，在繳獲的日軍檔案中，有這樣的話：“賀將軍此來，對北###威脅更非昔比。尤其直接威脅平津，不容坐視。必須立即覆滅其勢，以確立永久之治安。”
正如呂正操將軍所說的，冀中的名字，“是隨著中日戰爭才出現在人們的面前。”在1939年，冀中的名字，已在日本人的腦子裡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極其深刻的印象。
至1939年底，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