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毛主席的《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當時是不向群眾做普遍宣傳的。1938年，毛主席的《論持久戰》一出版，冀中新華書店就大量翻印。閻素同志還木刻了毛主席像印在封面上。解放後我看全國各地的文物，當時所有翻印的《論持久戰》都沒有主席像，就是我們冀中印了，很有特點。我見到閻素開玩笑說，你功勞不小哇！冀中軍民對這本偉大文獻宣傳到什麼程度呢？可以說達到了家喻戶曉。呂正操、孫志遠、黃敬、周小舟這些負責人走到哪講到哪。各群眾團體也講，識字班裡也講。到了日寇發動“五一”大“掃蕩”以後，我就感到宣傳起到什麼作用了。在最困難的時候，堡壘戶老大娘們見到我們就問：“現在是什麼階段了？”“什麼階段”，是《論持久戰》上的語言。人民群眾把抗戰勝利的希望和信心都寄託在主席的科學分析上。村幹部們遇到困難的時候，就相互解釋和鼓勵，說“主席早講過了，相持階段困難增多嘛！困難多算得什麼！”在那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極端困難的時候，大家都充滿著信心。
。 想看書來
“難道，五年抗戰就這麼完了”（5）
冀中的老人們說，要說冀中的百姓個個都把《論持久戰》熔化在血液裡，充滿信心等待勝利，那似乎也有點拔高了，但要說百姓們從自己的人生經驗中，隱隱約約地意識到日本人這瘋狂勁長久不了，那是千真萬確的。百姓們明白，一年也好，二年也罷，總會有熬出頭的那一天。所以他們遇見抗日干部，都哭著說：“我們咬著牙熬過這兩年，反正有翻身的日子。”
■在地上躲，往地下藏
“五一”大“掃蕩”就彷彿一面照妖鏡，誰是硬漢子，誰是軟骨頭，這回全都顯出來了。在日本人、漢奸滿地跑，我軍主力部隊又撤往外線的形勢下，一些人嚇壞了，害怕了，有的投入日本人的懷抱，當了叛徒。有的雖說還算是沒出賣同志，但也不幹了，回家了，誰也找不著了。
各縣都有叛變的軟骨頭，僅據我們手頭幾個縣的資料，即可列出下列名單：六分割槽主力團團長張子元，投敵；軍分割槽供給部政委肖光華，叛變；抗三團副團長王洗凡，投敵；藁城縣縣長李大剛，叛變，並誘騙該縣公安局長鄧忠、秘書張果，糧食科長蘇文彩、實業科長張國瑞、司法科長李之鬱、教育科長楊秋濤、縣議會議長李翼天等多人投敵叛變；肅寧縣手槍隊隊長周萬寅被捕後叛變，任敵特務系情報班長；肅寧縣一區區委書記陳俊英被捕叛變，他夥同周萬寅等人，把縣區幹部一覽表獻與日軍，使肅寧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肅寧縣四區保衛家鄉大隊長劉繩武被捕後叛變；肅寧縣教育科長曹英、抗聯主任吳烈被捕後叛變；…………
這些叛徒都是些什麼樣的人呢？老人們說，都是些思想右傾，情緒悲觀，心眼活泛的人。像安平縣縣長張曉舟，就是一例。
張曉舟，是深澤縣大直腰村人，中###員，當過小學教員，有一定文化和才幹。1938年，就任安平縣縣長，要說也是老資格了。安平縣的幹部張根生回憶說，當時，黨組織是不公開的，縣委機關的公開名義是縣遊擊大隊政治處。老百姓搞不清縣委書記是個什麼官，但都知道縣長是誰。而且“因襲傳統習慣，只知服從政府。特別是對作為地方父母官的一縣之長，更是尊崇備至。”在百姓們眼裡，縣長，可是個了不得的官了。因而，張曉舟從1938年到1942年，一直在安平當縣長，按說應該有相當的威信和影響。可令人遺憾的是，“他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官架子蠻大，威風凜凜的，群眾都不願接近他。他本人也從不想接近群眾，凡遇到和群眾打交道的時候，他都束手無策，一籌未展。時間久了，群眾都離他老遠老遠，在黨的工作深深紮根在群眾之中的艱苦時代，他本人卻像一葉孤零零的浮萍，漂在群眾之上。此外，他對武裝鬥爭，表現得很淡漠，從不關心，從不過問。還與少數鄉紳地主拉拉扯扯，吃吃喝喝，不像一個黨的領導幹部的樣子。”張根生說，當時縣裡的幹部，說起他都搖頭嘆氣，在“五一”大“掃蕩”前民主選舉縣委時，連縣委委員都沒選上。
在形勢比較平穩的時期，張曉舟這樣的人，雖說有脫離群眾一類缺點，但畢竟還是做了一些工作，“五一”大“掃蕩”一來，他思想上更深層的缺點可就暴露出來了：先是跑到比較安全的村子躲起來了，也不抓工作；繼而是情緒日益低沉消極，對抗日失去信心，悲觀失望。和他很投機的縣政府秘書許彥如說：“咱們成天像耗子一樣，鑽起地洞沒完，啥時候是個頭？說不定哪天鑽進去就再也爬不出來了。在石家莊日本人手下做事的我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