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舒應對漢武帝的《天人三策》作了補充，說明了董仲舒當上“江都相”的緣起。但是，這種可能性可以說沒有，因為據《史記》載：漢武帝即位，趙綰﹑王臧因“欲立明堂以朝諸侯”，因觸怒好黃老之學的竇太后而被迫自殺，所以，在竇太后健在時，漢武帝怎麼可能舉賢良以對策呢？！而這樣的漏洞卻未見孫先生提及（也許是愚沒見到孫先生相關的文稿）；第二、說“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說的始作俑者是班固，其根據是班固偽造了《三策》。我以為，僅憑《史記》等書沒有相關《三策》的記載而《漢書？董仲舒傳》獨載，就斷言班固是“偽造”，未免唐突，因為不同史書對某人、某事記載不同（有無、詳略、牴牾等）的情況，並不鮮見，而《史記》並非沒有疏漏和錯誤，況且《三策》中並沒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說，因此，即便《三策》就算是班固“偽造”，也證明不了班固是“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說的始作俑者；第三、說“司馬光則是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的正式泡製者”云云，更理由欠足。孫先生徵引了《資治通鑑卷十七》即《漢紀九》中的大量證言，但並不能說明其斷言就準確。《資治通鑑》在《漢紀九》中確實幾乎全文引用了《三策》的內容。但在文字及其排列順序上，與《漢書？董仲舒傳》是有出入的，並且在引用後的《考異》中，又坦然指出了像孫先生所說的，班固《漢書》關於相關記載的牴牾之處。請看，《考異》雲：“《漢書武紀》：‘元光元年五月，詔舉賢良，董仲舒、公孫弘出焉。’《仲舒傳》曰：‘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縣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今舉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若對策在下五月，則不得雲自仲舒發之，蓋《武紀》誤也。然仲舒對策。不知果在何時；元光元年以前。唯今年舉賢良見於《紀》。三年。閩越、東甌相攻，莊助已為中大夫，故皆著之於此。《仲舒傳》又云：‘遼東高廟、長陵高園災。仲舒推說其意；主父偃竊其書奏之。仲舒由是得罪。’按二災在建元六年，《主父偃傳》，上書召見在元光元年。蓋仲舒追述二災而作書，或作書不上，而偃後來方見其草藁也。”從《考異》可以看出，《資治通鑑卷十七》即《漢紀九》對於班固《漢書》關於董仲舒《對策》內容和年代上的牴牾之處，不僅沒有掩飾，而且專門作了說明。因此，《漢紀九》關於《對策》年代上的調整，以及在董仲舒與漢武帝對策內容上，對班固《董仲舒傳》中相關文字上的修改，顯然是出於力圖解決《董仲舒傳》中存在的矛盾，而決非懷有像孫先生說的那樣的目的，況且在這樣做的同時，依然申明“然仲舒對策，不知果在何時？”說明儘管作了修改，但仍存有疑問。字裡行間，昭示了司馬光等《資治通鑑》的編撰者們，治史之嚴謹態度。嚴謹治史，乃史學家最基本的品格。從《資治通鑑》、《漢書》的總體看，司馬光及其一班編撰者們也好，班固也好，都是具備並恪守這樣品格的史學家。至於其著述中所存在的一些問題（疏漏、牴牾、失實等等），則有多種原因導致，而且其它史書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我認為不宜輕易地作出“偽造”、“炮製”之類的推斷。因為這牽涉到對史學家來說最為重要文品和人品問題。假如司馬光和班固真像孫先生所斷言的那樣，隨心所欲地“偽造”和“炮製”史料的話，那他們作為史學家的人品和文品就大有問題了！他們所編撰的《漢書》和《資治通鑑》，還值得一看嗎？！但最為重要的還是，孫先生所引徵的班固和司馬光的相關文字，都沒有“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說。班固在《武帝紀贊》說的是“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而在《董仲舒傳》說的則是“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其中雖有“罷黜百家”、“抑黜百家”之說，但並沒有“獨尊儒術”之詞；把“表章《六經》”、“隆儒”和“推明孔氏”推斷或概括為“獨尊儒術”，是很不妥、甚至可以說是荒唐的！因為即便把“孔氏”視為“儒”的代名詞，但“隆”和“推明”與“獨尊”之意也相差甚遠！至於“表章《六經》”，則與“獨尊儒術”就更相距十萬八千里了！至於司馬光，在《資治通鑑卷十七》即《漢紀九》或其它卷，根本就沒有“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說，雖然孫先生引徵了其“吾愛董仲舒，窮經守幽獨。所居雖有園，三年不遊目。邪說遠去耳，聖言飽充腹，發策登漢庭，百家始消伏”（見《司馬溫公文集》第12卷）《獨樂園詩》作旁證，其中儘管有“百家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