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有名無實的顧命大臣，而“擅權心烈的諸葛亮”則“根本不願、也不容他人染指最高權力”，這才水火不能相容。結果，“善於玩權的諸葛亮”逮住了“李嚴送上門來的過失”，一出手就把他打翻在地，再也沒能翻過身來。�
好了。現在我們已經有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按照以餘明俠先生為代表的歷史學家的看法，嚴亮之爭的實質，是李嚴爭權奪利猖狂進攻，諸葛亮顧全大局一讓再讓。其鬥爭軌跡則是：進攻，忍讓；再進攻，再忍讓；直至李嚴自我暴露自取滅亡。相反，按照以尹韻公先生為代表的歷史學家的看法，嚴亮之爭的實質，是諸葛亮擅權心烈打壓同事，李嚴奮起維權據理抗爭。其鬥爭軌跡則是：打壓，抗爭；再打壓，再抗爭，直至李嚴出師不利頭破血流。�
這實在是太有趣了。�
餘明俠和尹韻公都是嚴謹的歷史學家，他們根據的材料，都是正史所載，沒有戲說，所說也都不無道理，得出的結論卻大相徑庭。這說明什麼呢？說明以人品和道德來看歷史事件，這條路是不通的。就事論事也不行。我們知道，###的導火線常常是些小事情。小事情引發大事件，背後必有大原因。何況諸葛亮是大政治家，他作為蜀漢政權的掌門人，考慮的一定是大局、全域性。所以，即便認定李嚴是小人，是“惡劣分子”，把諸葛亮和他的鬥爭僅僅看作君子與小人之爭，也是小看諸葛亮的膚淺之見。何況李嚴是不是小人，還很難說。�
難容水火（5）
那麼，諸葛亮考慮的大局又是什麼呢？�
這就必須追溯到劉備的永安託孤。也就是說，劉備託孤時，為什麼要安排李嚴這樣一個被尹韻公先生稱之為“第二提琴手”的人物？誰都知道，劉備“天下梟雄”，一生征戰，見多識廣，慮事周全。他的安排，肯定不是一時性起，而是出於深思熟慮。問題僅僅在於：劉備考慮的是什麼？�
田餘慶先生回答了這個“哥德巴赫猜想”。田先生的《蜀史四題》一書認為，“亮正嚴副”的託孤安排，乃是為了消除隱患，鞏固政權；而蜀漢政權的最大隱憂和禍患，不在曹魏、孫吳，恰恰就在蜀漢政權內部。正是這一內部矛盾，讓劉備的託孤非同尋常。�
於是我們就要問：是這樣的嗎？�
是。我們知道，劉備建立的蜀漢王朝或者蜀漢政權，是由三股政治勢力組成的。第一股是“本土勢力”，包括原仕洛陽的益州官僚和仕於益州的本土豪強，我們統稱之為“益州集團”。第二股是“劉璋舊部”，包括追隨劉焉父子入蜀的和後來投靠劉璋的，我們統稱之為“東州集團”。第三股是“劉備親信”，包括劉備的骨幹（如關羽、張飛）和後來投靠劉備的（如馬超），我們統稱之為“荊州集團”。這三股力量，由於有一個先來後到的關係，就形成了一種錯綜複雜的主客新舊矛盾。劉焉父子入蜀時，益州集團是主，是舊；東州集團是客，是新。主客新舊之間，曾大打出手刀兵相見。劉備入蜀以後，關係就變了。原本是客是新的東州集團，變成了主，變成了舊。主客新舊矛盾，則變成了荊州集團與益州、東州兩個集團的矛盾；而東州、益州兩個集團的矛盾，也依然存在。劉備的蜀漢政權，就是建立在這三重矛盾之上的，這可不是什麼好玩的事。�
更不好玩的是，劉備在猇亭和夷陵一敗塗地，這就難免讓一些原本就心懷不滿的人蠢蠢欲動。據《華陽國志》，劉備敗退永安後，十一月生病，十二月漢嘉太守黃元就反了（次年三月被剿）。而據《三國志·諸葛亮傳》，劉備去世後，南中地區各郡居然全都反了（南中諸郡，並皆叛亂）。可以這麼說，劉備建國，基礎不牢；夷陵戰敗，地動山搖。�
這無疑是讓劉備深感憂慮的事情，而為他可以分憂的只有諸葛亮。這是劉備要“託孤於丞相亮”的原因。那麼，為什麼又要以李嚴為副呢？因為另外兩股力量也不能不考慮。也就是說，所謂“舊人”當中，也應該有代表人物，而李嚴是最合適的。據《三國志·李嚴傳》，李嚴原本是荊州人（南陽），曾經在劉表手下做事，因為能幹而名揚一時（以才幹稱）。曹操南下，劉琮投降，李嚴卻西行投奔了劉璋。劉備入蜀，李嚴又率眾投降了劉備。所以，劉備選中李嚴，除清代何焯《義門讀書記》提出的“蜀土故臣，宜加獎慰”；“荊土歸操，嚴獨西歸”；“理民治戎，幹略亦優”三個原因外，恐怕還因為他在所謂“舊人”中，和劉備的“荊州集團”關係最好，也最密切。�
當然，更重要的還是他的代表性。前面講過，蜀漢政權是由三股政治勢力組成的，而這三股政治力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