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心中的分量是不一樣的。從當時政權的結構不難看出，荊州集團是政權主體，東州集團是團結物件，益州集團是防範物件。這並不奇怪，因為以劉備為首的荊州集團是一股新的外來勢力。他們要在益州站穩腳跟，不能不團結依靠比他們來得早一些的外來勢力。這就是東州集團。東州集團半新半舊，亦客亦主，正好可以起到一種溝通新舊雙方的作用。這樣一來，屬於東州集團又親近荊州集團的李嚴，便成了劉備寄予厚望的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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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容水火（6）
實際上劉備的這一安排的用心極深。首先，它體現了處理新舊關係的基本原則。這個原則雖無明文記載，卻不難從蜀漢政權的官員任命中看出，那就是“後來居上，不容顛倒；以我為主，相容三方”。因為要“以我為主”，所以諸葛亮為正；因為要“相容三方”，所以李嚴為副。也就是說，劉備的託孤，是用人事安排的方式留下了自己的政治遺囑。這也是後來諸葛亮能夠廢掉另一位顧命大臣的政治底氣——此人挑釁了“後來居上”的原則。�
但這只是“首先”，還有“其次”。其次就是劉備的“帝王心思”了。據《三國志》之《李嚴傳》、《先主傳》和《諸葛亮傳》，劉備將李嚴召到永安，拜為尚書令，是在章武二年（公元222年），月份當在十月。召諸葛亮到永安則是在第二年，即章武三年（公元223年）的二月。從兩個人到達永安的時間和“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這句話看，劉備對諸葛亮說“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時，李嚴很可能是在場的，至少也是知情的。這就很有意思了。有什麼意思呢？一方面，劉備是在告訴李嚴：諸葛亮是朕最信任的人，信任到可以讓他“自取”的程度，你不要挑釁他的地位！因為李嚴作為“舊人”的代表，既可能維繫新舊關係，也可能促成舊人異動。這是一把雙刃劍，不能不防患於未然。因此田餘慶先生認為，諸葛亮的角色是打鬼的鐘馗，而且“這個鬼就是李嚴”。�
不過，依我“小人之見”，事情恐怕沒有那麼簡單。或者說，李嚴未必這麼理解。李嚴很可能認為，劉備是在“用為君的兩手對付為臣的兩手”，否則為什麼安排他留鎮永安？無非是在暗示，如果諸葛亮當真取劉禪而代之，他李嚴就可以從永安出兵勤王。這是李嚴敢於和諸葛亮抗衡的政治底氣。正因為這樣，他才要求開府，要求當巴州刺史，才寫信要諸葛亮接受九錫，晉爵稱王，也就是看看諸葛亮是不是有“不臣之心”。他認為這是在執行劉備的政治遺囑，所以理直氣壯。
當然，這些都是猜測。我們還是願意善意地相信，劉備的願望，只不過是新人舊人和衷共濟，荊州、東州、益州三個集團同心同德。�
現在看來，劉備雖然用心良苦，但他的願望還是多少有些落空。一方面，諸葛亮的手太緊，只肯讓名，不肯讓權。另方面，李嚴的表現也讓人失望。第一，自視甚高，難以共事。當時的民諺有“難可狎，李鱗甲”的說法，意思是李嚴的身上有鱗甲，輕易碰不得（鄉黨以為不可近）。這一點，《太平御覽》引《江表傳》和《三國志·陳震傳》都有記載。第二，朝秦暮楚，挑撥離間。據《三國志·陳震傳》，諸葛亮曾寫信給蔣琬和董允，說我原本以為李嚴只是不好合作，不惹他就是（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沒想到他還會有“蘇張之事”。所謂“蘇張之事”，也就是像蘇秦、張儀那樣搞“穿梭外交”。這在政權內部就是破壞安定團結了。第三，擁兵自重，分庭抗禮。比如他要當巴州刺史，在諸葛亮看來就是要搞獨立王國。他要求開府，在諸葛亮看來就更是對抗中央。�
這就讓諸葛亮為難。諸葛亮深知，作為丞相，他要做的工作，是鞏固新人地位，穩定舊人情緒，協調新舊關係，消除新舊界線。這是他對李嚴一讓再讓的原因。但是，團結不能是無原則的。李嚴既然挑釁了“以我為主，後來居上”的原則，那就只能假借理由廢了他，哪怕這口實“難於置信”（田餘慶先生語）。�
難容水火（7）
現在可以得出結論：諸葛亮廢黜李嚴，有近因，有遠因，有表面原因，有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就是益州、東州、荊州三股政治力量構成的蜀漢政權內部矛盾；而諸葛亮毅然廢黜李嚴，則歸根結底是為了一勞永逸地解決這一矛盾，實施依法治蜀。依法治蜀，是諸葛亮解決新舊矛盾的根本之策。為此，他早在第一次北伐時，就依法懲治了錯失街亭的馬謖，並自請處分。這件事，當然體現了諸葛亮執法之公正，賞罰之分明，但又並不那麼簡單。那麼，在諸葛亮的“揮淚斬馬謖”背後，又有什麼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