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頓時失去作用，遼軍可輕而易舉地進入中國本土。從新劃定的邊界到宋朝首都開封，五百公里的距離全是一馬平川，不僅沒有廣闊的天然屏障，就連一個險要的關隘也沒有。門戶完全洞開，遼軍鐵騎可隨心所欲、自由自在地縱橫馳騁，中原大地，真的成了一塊“逐鹿”之地。
幽雲十六州對每一箇中原政權來說，都是一塊決定其生死存亡的黃金寶地。得之則政權穩固，失之則危如累卵。因此，從後周開始，就與遼朝圍繞這塊領土展開了激烈的爭奪。周世宗北伐契丹，在收回了其中的瀛、莫二州後不幸病故。宋太祖雖然統一了中原及江南，但歷史上長期由漢人聚居、與中原政權休慼相關的幽雲十六州卻一直控制在遼朝手中，京城汴都處於遼朝的直接軍事威脅之下。遼宋對立，實際上構成了中國古代第二次南北朝並存之勢。宋朝只有全力攻佔幽雲地區，將邊界推進到長城以北，恢復長城防線的屏障作用，才能從根本上擺被動局面。宋太祖時時想著恢復前朝版圖，然而，卻在征伐契丹南部分裂政權北漢時就暴死宮中。宋太宗趙光義繼位後，剛一收復北漢，緊接著就開始對遼用兵。雖也取得了一些勝利，但都是區域性的、暫時的，總起來說，是敗多勝少。特別是高梁河之戰和雍熙北伐兩次慘敗，宋軍幾乎損失了所有精銳。以此為轉折，宋朝不得不變主動的進攻而為消極的防禦，國勢日蹙國力日弱，直至徹底衰亡為止，宋朝的外交史上也沒有出現過一次揚眉吐氣、像模像樣的美好日子。
如果周世宗柴榮不是突染重病英年早逝， 在攻取兩州的情況下乘勝前進，幽雲十六州或許早就收歸中原政權了。然而，在後周政權成功地過渡為宋朝之後，趙匡胤卻未能立即施行周世宗北伐契丹、收復幽雲地區的戰爭方略。他雖然也在不斷地南征北討，然而，卻採取了先易後難、先弱後強的策略，這多少有點投機取巧的意味。在趙匡胤的骨子裡頭，似乎從來就缺少一種硬碰硬的鐵血氣概，總在玩弄著某種計謀與手腕，黃袍加身、杯酒釋兵權等莫不如此；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也顯得優柔寡斷，心中決定的事情卻無法果斷地進行，比如遷都之議就是如此。說得好聽一點是虛心開明、從善如流，而中國封建集權統治有時似乎需要某種說一不二的專橫獨斷才能解決實際問題。其實，在趙匡胤內心深處，並沒有把臣下視為平起平坐、平等對話的“夥伴”，而是嚴格意義上的君臣之別。“黃袍加身”後的趙匡胤由一名重臣一躍而為皇帝，昔日的戰友、同事眨眼間變為自己的臣子，他們真的心服口服了嗎？即使沒有，那三拜九叩的儀式，倒也很能讓他產生一種莫名的陶醉與滿足。然而，在那群俯首稱臣的黑壓壓的臣子中，卻有宰相一人與他同樣傲然地坐在椅中。如果往前再進一步，是否會取而代之登上龍椅呢？無論如何，這是趙匡胤不願想象、無法接受的。他最忌諱的事情可能就是皇位二字，絕不允許別人對他屁股下面的寶座產生任何非分之想。於是，他頒佈了一項看似不大、卻影響國民心理人格的新的聖旨——廢除宰相在君前坐議之禮。也就是說，宰相晉見、議事不再賜坐，也得如普通臣子般匍匐於地、三拜九磕才行。而人的雙腿一屈，什麼人格、尊嚴也就全部消失殆盡了。如此一來，不僅普通百姓、政府大臣，就連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也變得奴性十足、沒有人性了。在宋代封建專制集權統治之下，從上到下，也就徹底地“太監化”了——一種心理上的殘酷閹割。而那儼乎其然的皇帝，便是全國最高最大、最為變態的“太監”總頭目。
宋太祖趙匡胤的變態、柔弱與謀略不僅影響了當時的臣民，更深深地烙印在他所開創的帝國之中，作為一種“風格”瀰漫開來，成為有宋一代的“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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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勝重負的黃袍加身（7）
如果趙匡胤在篡奪後周政權後繼續推行北伐契丹的軍事方針，而不是調轉“槍口”首先向當時最為弱小的荊南小國開刀平定江南，那將會出現一種怎樣的局勢呢？兩強相碰，要麼一舉收復幽雲十六州，要麼倉皇敗北皇位岌岌可危。以趙匡胤的血性，自然不敢碰硬，沒有把握、風險太大的事情他似乎從來不做。表面看來，趙匡胤在平定南方的勝利中獲取了廣闊的領土，擴充了自己的力量，然而，長年累月的戰爭也使得原先的精銳有所喪失，內耗嚴重。而那些剛剛併入的分裂王國似乎並沒有壯大後來的北伐力量，也沒有成為有效的戰略後方。如果宋朝建國之初，就傾全力奪取曾被石敬瑭割讓出去的幽雲地區，然後一鼓作氣回身平南，先強後弱，所到之處要麼勢如破竹，要麼望風而降，統一天下將易如反掌。是先吃軟後拼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