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思想”的人，當年是知識分子領導工農幹革命，現在則要求知識分子“工農化”，因為“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既然要知識分子要向工農兵學習，知識分子原有的那些非工農兵的氣質——包括優雅的舉止、多愁善感的性格、豐富多彩的個性、細膩精緻的審美情趣——就都顯得與時代格格不入了。工農兵哪能這麼“小資”？工農兵怎麼能向“小資”學習？剩下的，就只有知識分子向勞苦大眾靠攏了。於是，簡單、通俗、樸素、粗獷直至粗糙、粗鄙成了“時尚”，“我是個大老粗”反倒成了一個炫耀語。至此，民粹主義者抬高民眾的目的終於達到了，只是，民眾的素質並沒有真的提高——他們看上去很高，是因為知識分子在跪著。
知識分子跪倒了，他們日後的一切悲劇命運也就順理成章地發生了。跪倒的人所能做的事只有兩件：歌頌與懺悔。他們一遍又一遍地歌頌黨、歌頌政府、歌頌領袖和英雄，到最後，文藝作品成了領袖思想的註釋和政策的傳聲筒，知識分子本身也就成了被抽走靈魂的創造機器。因為不是工農兵，他們需要懺悔，為此，他們逆來順受，甘做革命的“馴服工具”，老老實實地進行思想改造以加強自身修養，可是他們還是中了“陽謀”，成了“右派”，先是走進五七幹校，接著是在*中成了“臭老九”，被戴高帽，被揪鬥，被遊街。至此，民粹主義在“反智”的道路上走到了極致。知識分子成了罪人，知識本身成了一種罪過——“知識越多越反動”嘛！
四
民粹主義從19世紀50年代在俄國萌芽，到20世紀60年代在中國的極端化實踐，其間經歷過若干階段，發生過若干悲劇性轉換。分析民粹主義的幾個發展階段及相應的悲劇性轉換，對今天的知識分子仍有警示意義。概括地講，民粹主義在一百多年間，在中俄廣袤的地域上，經歷過以下幾個發展階段，完成了以下幾個悲劇性轉換——
其一，從心靈懺悔到“走向民間”階段。俄羅斯的貴族知識分子“起源於憐憫和同情”，開始關注廣大的窮苦農民，並進而良心發現，有了原罪意識，這本來是知識分子的一種高尚的情操，是非常可貴的。但是，當他們急切地付出行動，“走向民間”時，性質就發生了變化。這時，民粹主義者思想上的自我反省轉換成了行動上的“革命運動”，這就混淆了思想彼岸與現實此岸之間的界限。對知識分子而言，思想和行動之間的界限在很多時候是不可混淆的。對此，錢理群教授有過精闢的論述。他說：“人文學者必須小心地劃清‘此岸’與‘彼岸’的界限，清醒地認識自己思想的彼岸性，即永遠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認清思想的合理性並不就是現實的合理性，而絕不越位將彼岸理想現實（此岸）化。這自然不是說可以脫離（不關心）此岸現實，他的超越性關懷必須建立在現實關懷的基礎上，而他的作用也是透過對現實進行的批判而實現的。……他的基本任務就是，不斷揭示現實人生、社會現存思想、文化的困境，以打破有關此岸世界的一切神話，絕不能越位變成直接的現實行動。”⑥理想是美好的，知識分子的理想尤其美好，但是，如果思想者不顧現實條件，不惜以極端的方式使自己的理想現實化，就會陷入烏托邦與暴力革命相結合的危險境地。在19世紀的俄國，民粹主義者就是這樣，他們認為，只要能推翻沙皇，公平地分配土地，就能在村社的基礎上建成社會主義。為了實現這個烏托邦，他們不惜採用暴力手段，策劃暗殺行為，不能清晰地區分理想彼岸與現實此岸之間的界限，犯了盲動主義的錯誤，當然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悲劇性的泥潭。英國的思想家保羅？約翰遜說：“警惕人文學者，尤其要警惕帶有權力傾向的雅各賓式的人文學者。一旦他們和極端權力、極權主義相結合，他們就可能把他們的胡思亂想作為終極真理加強於人。那時，他們不是引導人走上迷途，而是強迫人走上‘正路’。” ⑦反觀20世紀人類的重大災難，無論是德國的納粹主義還是日本軍國主義，無不是在一個美麗烏托邦的旗幟下，以信仰和“為了理想”的名義去殺人，去製造災難。這方面的教訓實在是太深刻了，我們必須汲取。
民粹主義的悲劇之路（5）
其二，從知識分子的個人反省到政黨的政策性闡述階段。民粹主義從俄國傳到中國，最初僅限於知識分子個人反省、懺悔這個層面上，五四時期，魯迅先生《一件小事》中的道德反省就是一例。在這個階段，知識分子的原罪意識是自願自發的，是真誠的也是朦朧的，一方面，他們看到了勞苦大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