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高尚，知識分子在皮袍下面有自己的“小”，應該向大眾學習；可是另一方面，他們也看到了勞苦大眾愚昧、麻木的一面，這又要求知識分子要負起對大眾進行思想啟蒙的任務。這兩者原本是結合在一起的，以文學形象而論，民眾道德高尚的一面體現在《一件小事》中車伕的身上，而民眾愚昧、麻木的一面則體現在阿Q的身上。可是到了後來，由於政黨力量的介入，民粹主義以文化政策的方式被確定，這時，知識分子與勞苦大眾之間的關係變得無比清晰——知識分子必須仰望大眾，口氣不容置疑，沒有任何的迴旋餘地。這其實是沒有分清個*利與政權需求之間的嚴格界限，政權需求已經嚴重越界，侵犯了私人的精神空間，尤其是知識分子思想自由的神聖權利。至此，“人的懺悔”轉換成了“懺悔的人”，詞序的顛倒意味著知識分子獨立人格和自主精神空間的徹底喪失，在“人的懺悔”階段，知識分子是以一個站立者的姿態在審視、反思，他們的頭顱是高昂的，脊樑是挺直的，雖然他們的判斷不夠清晰，但人格和精神都是獨立的，自主的；可在“懺悔的人”階段，知識分子是跪倒在勞苦大眾腳下的，他們的頭顱不得不低下，脊樑不得不彎曲，此時的他們是不能自主的，他們只能以跪倒的姿態懺悔自身的罪孽，同時謳歌“人民”的偉大。
其三，在政權結構內，民粹主義也經過一個從策略性表述到原則性規定的發展階段。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領導人幾乎全是知識分子，可以說，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最先是由知識分子發起的。可是，要把革命進行到底，就必須要依靠勞苦大眾，特別是廣大工人和農民的支援。為此，知識分子就得“走向民間”，向民眾宣傳革命。在發動民眾的初期，主要是知識分子影響大眾，如果沒有知識分子的宣傳，中國的勞苦大眾哪裡會懂得“無產階級革命”、“布林什維克”之類的政治術語？然而，為了消除勞苦大眾與共產黨組織之間的隔閡，知識分子不得不放下“身段”，在宣傳上強調“勞工神聖”，強調勞動人民“最崇高”，“最可愛”，“最具有革命性”。這些抬高民眾的說法在當時是一種手段，一種策略，可是，隨著革命隊伍的壯大，勞苦大眾出身的人在革命隊伍中的比例越來越大，勞苦大眾成了革命的主體力量，知識分子成了點綴。與之相對應，民眾的思維方式、接受水平、審美情趣甚至是生活方式——民眾話語——成了革命的主流語言，而知識分子話語則日益邊緣化。至此，最初的策略性表述被固定下來，成了政黨的原則性規定。在這個過程中，革命知識分子使用的手段也隨之轉換成了革命的目的。
策略轉化成了原則，手段轉化成了目的，乍一看有點不可思議，可是，在現實生活中，這種弄假成真的事實在太多了。許多人在讀書之初是要立志做學問的，可在學習的過程中不斷地考試，考來考去，學習的目的也就逐漸變成是為了考試，為了拿學位，為了評職稱。對今天的知識分子來說，學位、職稱、學銜不但是一種誘惑，有時分明就是一個個的門檻。跨越一個個的門檻成了治學的必經階段，這無可厚非。但是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讓自己的目標在手段處止步，也不要讓自己的人生原則在現實的策略性應對中迷失了方向。
讓我們再回到民粹主義的話題。民粹主義之所以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在俄中兩國都發生了悲劇性的轉換，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知識分子獨立性的喪失。對人文知識分子來說，精神獨立和人格獨立既是他們最寶貴的人生品格，也是他們安身立命的根本。知識分子的獨立思考、自主判斷和自由言說是他們對社會最重要的貢獻。有了這些，他們足可以挺直脊樑，高昂頭顱，無愧天地，根本用不著自責，更用不著靠抬高別人、貶低自己來“贖罪”；可是，如果喪失了這種獨立性，他們即使低頭懺悔，即使受苦受難，也無法拯救自己——悲劇在喪失獨立性的那一刻就已註定。這，或許就是民粹主義悲劇之路給我們的最重要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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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段柔軟的自由（1）
――讀錢滿素《美國自由主義的歷史變遷》
最近幾年，談論自由主義的文章和書籍不少，不過很多都是從政治理論的視角來闡述的。錢滿素的《美國自由主義的歷史變遷》一書則從歷史的視角切入，透過美國的具體歷史實踐來考察自由主義的確立和成長過程，為人們更深入地理解自由主義提供了一份鮮活的標本。正因如此，這本書才有特別的意義：這除了能讓人從學理上領會自由主義的思想魅力外，還能讓人看到自由主義在實踐層面上的適應性和靈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