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年，傑斐遜在競選總統中勝出，政權在聯邦黨與*共和黨之間和平轉移。有趣的是，在競選的關鍵時刻，是漢密爾頓為傑斐遜的當選做出了貢獻。此舉表明，兩黨的共識遠遠大於他們之間的分歧，這一點恰如傑斐遜在就職演說中所說：“我們都是共和黨人，我們都是聯邦黨人。”在傑斐遜八年的總統任期內，他也確實接受了許多聯邦黨人的大部分政策。可以說，傑斐遜在政治上矯正了漢密爾頓的精英統治，可在經濟上則使美國一直沿著漢密爾頓國家主義和重工主義的道路發展。由此可見，美國的兩黨歷來就有既鬥爭又合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傳統。
1812年，聯邦黨因為在反英戰爭中持反戰立場而瓦解，*共和黨有過短暫的“一黨獨大”時期，可是，到了1817年，安徳魯？傑克遜帶領著自己的人馬從*共和黨分裂出去，組建了*黨，餘下的*共和黨則改成國家共和黨，後又改成輝格黨。*黨更多地代表底層，而輝格黨則更多地代表上層，*黨代表南方利益，而輝格黨則代表北方利益。此後，在南北內戰中，*黨因支援奴隸制而遭受重創，輝格黨也適時淡出，北方成立*――共和黨。至此，形成了美國共和、*兩黨相互競爭的格局定型，一直延續至今。
幾次黨爭不但沒有使美國政府土邦瓦解，而且還有效地整合了思想和政治資源：聯邦權與州權的衝突以聯邦的勝利而告終；南北衝突以奴隸制度被徹底埋葬、北方的勝利而結束；工商業與農業的矛盾以美國的工業化實踐而完結；精英與大眾之間的權力之爭以精英的徹底妥協而告終。美國為這些爭執付出過大大小小的代價，但有一點是足可欣慰的，那就是：所有爭執的解決最終都有利於自由主義思想的蓬勃發展。
身段柔軟的自由（3）
三
在政治上廢除了奴隸制，在經濟上走上了工業化的道路，這使得美國的社會發展高歌猛進，至20世紀初，它就已經躍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可是這並不意味著這個國家就不會出現危機，也不意味著它奉為立國之本的自由主義就不會再遇到更為嚴峻的挑戰。挑戰就在眼前。
在一個自由放任的社會里，經濟上的兩極分化是必然的。社會能夠承受一定程度的分化，可如果分化過大就會出現危機。財富過度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裡，可少數人的消費畢竟有限；大部分人沒有購買力，不足以刺激經濟發展。如此，就造成了產品積壓，最終導致了經濟大蕭條。
美國的經濟大蕭條出現在1929年，當時的總統胡佛近乎虔誠地信奉自由主義的執政理念，相信“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所以他始終不敢邁出國家大膽干預經濟這一步。在一個經濟大蕭條的時期，政府不敢幹預經濟也就無力保障人民的基本福利，於是，人民對胡佛失望了，甚至對美國的政治體制也產生了動搖。這個時候，富蘭克林？羅斯福出現了，他於危難之際大膽啟動新政，從而給美國的自由主義賦予了新的內涵。羅斯福總統在1933年3月至6月間敦促國會透過了15個主要法律，其中包括銀行緊急法、經濟法、聯邦緊急救急法、農業調整法、緊急農場貸款法、田納西流域整治法、保險真實法、家宅貸款法、全國工業復興法、銀行法等。這些新政一方面開啟了政府幹預經濟的職能，另一方面也開啟了福利主義的大門――政府要直接地對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負起責任。
在羅斯福新政之前，信奉自由主義的美國人並不認為政府應該對經濟危機承擔責任，也不認為政府應該負責人民的生活保障。在崇尚個人奮鬥的國度，個人對自己的成敗負責是天經地義的事。可是，在經濟大蕭條的時代，自由主義的原有理念捉襟見肘，無力應對。可以說，是羅斯福新政在擴大了政府職權的同時也豐富了自由主義的內涵。一個顯見的例子就是，羅斯福總統闡發的“四大自由”理論――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如今理所當然地成了自由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
儘管新政在很多地方都突破了原有自由主義的理論底線，但是，羅斯福依然以自由主義者自稱，他說：“我們說文明是一棵樹，在成長的過程中會不停地產生朽木。激進派說：‘把它砍了。’保守派說：‘別碰它。’自由派妥協說：‘讓我們來修剪它，這樣就既然不會損害老樹幹，也不會損失新樹杈。’
就這樣，羅斯福使自由主義從自由放任的古典階段過渡到國家有限干預的現代階段。當然，在這個過程中，自由主義的概念變得有些含混、複雜。好在美國人講究實用，不那麼教條。只要羅斯福能帶領國家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