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實在是開錯了藥方。更關鍵的是，它違反了人們追求自由的天性，這一點，倒是跟兔子學游泳有異曲同工之處。
既然蔣氏夫婦發起的“新生活運動”根本無法收到社會實效，所以只好靠形式主義來維持門面。但是，過多的形式主義愈加使人們看透了國民黨自欺欺人的虛偽本質，愈加使人民厭倦所謂的“新生活運動”。到了最後，“新生活運動”變成了一場全國性的笑話。外交家顧維鈞的第三任妻子黃蕙蘭在其*中說，中國駐外人員常有外遇而導致婚變，故在抗戰前的外交界戲稱“新生活運動”（New Life Movement）為“新妻子運動”（New Wife Movement）。”
蔣介石、宋美齡夫婦最初也是把“新生活運動”當做“一件大事”來抓的。他們的用心不可謂不良苦，他們花費的氣力也不可謂不大，可是，由於他們倡導這個活動在總體思路上是錯誤的，所以註定要失敗。
透過“新生活運動”，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較普遍的規律：當統治者、管理者無能，不能在“制度創新”和“技術手段”上有所作為的時候，他們就會抓住“道德”這根最後的救命稻草，以為憑藉“道德教化”這一手棋就可以“挽狂瀾於既倒”了。其實，這是極其愚蠢的。對一個社會而言，道德的功能從來就是“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面對體制缺欠、吏治*、技術落後等導致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道德是無力拯救的。企圖透過“道德整肅”，“一攬子”解決紛繁複雜的體制性、技術性難題，那簡直是痴人說夢。
“親親相隱”與“免證特權”
2009年8月3日，歌手滿文軍的妻子李俐涉嫌容留他人吸毒案在北京朝陽法院開庭，在庭審過程中，李俐堅持不肯承認自己吸食過K粉，當檢察官宣讀完滿文軍揭發妻子的證言後，李俐痛罵老公說謊。事後，網上亦出現了批評滿文軍“無情”的言論。
就中國現在的法律而言，滿文軍的做法不但沒有過錯，反而還有可嘉許之處，屬於“大義滅親”之舉，可是，為什麼還有人不認可滿文軍的做法呢？這就涉及法律與親情之間的微妙關係。現代社會是法治社會，這是一大進步，但是，法治社會是不是一定要“法律通吃”（甚至為此不惜傷害親情）？這個問題，是可以討論而且也應該討論的。
討論這個問題有兩個參照系。其一是中國古代法律，其二是現代西方國家的法律。
先說中國古代法律。中國古代法律的一個鮮明特色就是“禮法合一”，這是儒家和法家兩種思想相互競爭、相互影響的結果。儒家雖然主張道德教化，但卻不排斥法律，漢以後的儒者已不反對用法律來作為治理國家的工具。於是，他們把握立法和執法的機會，把“禮”的原則和精神滲透到法律之中，從而達到了“以禮入法”的目的，最後，儒家的禮（道德）所容許的，即法律所容許的，儒家道德所禁止的，即法律所禁止的。
儒家是重視親情的，所以儒家化的古代法律向來不鼓勵“大義滅親”，而是提倡“親親相隱”。只要不是謀反、謀大逆的罪，親人之間就不能告發，而且還可以免於作證。兒子不可以告老爹有罪，亦不可為老爹有罪作證，妻子不可告丈夫有罪，亦不可為丈夫有罪作證，反之亦然。這條原則叫“容隱”。 電子書 分享網站
野鴨邏輯與道德整肅症（3）
“容隱”原則在中國法律史上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按說，百姓有違法行為，從國家和法律的立場來看，自應鼓勵其他人告發，可是儒家思想卻不這麼看。在法律公正與親情倫理之間，儒家寧為合乎親情倫理而委屈法律，而不願以法律的名義摧毀親情倫理。所以，儒家從來就反對“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的做法，而提倡“父為子隱，子為父隱”。
基於捍衛倫理親情的考慮，中國曆朝歷代的法律都貫徹了“容隱”的原則。漢宣帝曾特為此事下詔書：“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唐以後的法律，容隱的範圍進一步擴大，不但直系親屬和配偶可以“相隱”，只要是居住在一起的親屬均可援用此律。此後，容隱的範圍繼續擴大，至明清時，不但同族同姓的親屬可“相隱”，外族親戚（如岳父、岳母及女婿等）亦可“相隱”。
法律上既然禁止親屬相互告發，同時也就不要求親屬在法庭上作證人。反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