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路的轉角上；在從前，我們應該從“商務”、“中華”數起，往南再說到文明書局、群益書社、民智書局、掃葉山房、中華圖書公司、神州國光社，作縱的伸展；後來呢，卻沿著福州路作橫的發展，從黎明書局算起，“開明”、“大東”、“北新”、“世界”、“科學”、“生活”，一直到福州路西頭，還有那家大規模的中國文化服務社。其他小型書店，如“光明”、“現代”、上海雜誌公司、“春明”，不下五六十家。這裡說的便是上海圖書出版業繁榮的狀況。如此眾多的出版社和報刊，必然有一支龐大的編輯記者隊伍，這便形成了上海出版家群體。中國80％以上的書店集中在上海著名的四馬路（即福州路）南北方向的兩三個街區，長久以來一直被稱為“文化街”。 在1932年“一·二八”日本空軍突然轟炸上海前，這裡有新舊書店300餘家。其中最大的兩家是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它們的辦公大樓在福州路和河南路交叉路口並峙一地，互相構成了激烈競爭，酷似南京路上的先施和永安兩家百貨公司。 它們附近有很多書店，有些書店因為跟新文學期刊或作家有關而聲名遠揚：比如“群藝”率先印行了陳獨秀編的《新青年》；北新書店是魯迅作品的出版社；胡適的著作大多是亞東圖書館出版的；《新月》由新月書店印行；開明書店以編青年讀者之教科書而著稱；生活書店因了鄒韜奮主編的進步刊物《生活》而得名；現代書店則是施蟄存的《現代雜誌》和葉靈鳳的《現代小說》的後臺；精美的《良友》畫報屬於良友圖書公司；迷人的《金屋月刊》屬於金屋書屋。這還沒有計入那些數量驚人的畫報、婦女雜誌和電影雜誌。光一家上海書店就在30年代中期號稱印行了約20份雜誌，而且出版速度是每天一種。 福州路周圍這一地帶還有一些老字號的傳統文具店、飯館、茶室、飯店和妓院，往南一直伸抵老城廂，這裡是鴛蝴派文人和報人的“生活世界”，像包天笑、陳蝶衣、狄楚青和周瘦鵑這些人就常在書店茶室和妓院消磨閒暇。 總之，四馬路是20世紀20—40年代新派作家最常涉足的地方，它的聲譽經久不衰。 詩人徐遲在《江南小鎮》一書中，激動地回憶1930年代，他從北平的燕京大學南下上海時，作為一個寫作新手，由摯友施蟄存帶領著到四馬路逛書店的情景：先去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它有自己的外文圖書館），然後一路瀏覽許多大大小小的書店，接著去喝下午茶。這幾乎也是很多作家的日常行蹤。在中文書店裡，他們不僅能找到他們的作家朋友新近出版的作品和譯作，還能看到書店自己最近發行的期刊。在外文書店，他們可以買到外文書，還能以“貨到付款”的方式預訂。此外，在一些舊書店和書攤可以輕易地找到西文舊書——主要是小說，其中不少是外國遊客在航海時的讀物，輪船到上海他們登陸後就賤賣掉了。 清朝末年初訂的稿酬標準 1897年，商務印書館成立的同時，梁啟超等在上海創辦“大同譯書局”，梁啟超擬訂的《敘例》中說：“海內名宿，有自譯自著自輯之書，願託本局代印者，皆可承印，或以金錢奉酬、或印成後以書奉酬，皆可隨時商訂。”（載《飲冰室文集》之二）這是支付稿酬的宣告，但沒有公佈具體的標準，而只是說：酬勞可以隨時商訂，或者給金錢，或者贈送印成的書籍若干冊作為（抵當）稿酬。也就是說，當時大家的“稿酬、版稅”概念並不怎麼明確，因為尚未形成規範的文化市場。靠售書賺錢的“書商”是早已有之，然而靠賣稿吃飯的“自由撰稿人”還在孕育或襁褓之中呢。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20世紀上半葉的稿酬版稅（2）
目前我查閱到的中國最早有關版稅的史料，是1901年上海《同文滬報》規定的“提每部售價二成相酬”，也就是版稅20％；最早有關字數稿酬的史料是梁啟超所記：他主持的《新民叢報》和《新小說》（皆為1902年創刊）等刊物“大約評述及批評兩門，可額定為每千字三圓。論著門或可略增（斟酌其文之價值），多者至四圓而止，普通者亦三圓為率。記載門則二圓內外，此其大較也”（引自《梁啟超年譜長編》第387頁）。 按照我的研究結果，20世紀初一塊銀圓的購買力大致相當於今人民幣70元。1902年創刊的《新民叢報》和《新小說》規定的稿酬標準可分三個檔次，為千字2圓（合今人民幣140元）到4圓（合今人民幣280元）；通常為千字3圓（合今人民幣210元）。 周作人回憶：1907年周氏兄弟翻譯《紅星佚史》得到稿酬２００圓，１０萬字，“平常西文的譯稿只能得到兩塊錢一千字”（見《周作人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