錄》第196頁）。 《大清著作權律》、《著作權法》及《著作權施行細則》 中國第一部保護著作人利益的著作權（版權）法，是宣統三年（１９１０年）清政府頒佈的《大清著作權律》，離世界第一部版權法《安妮女王法令》正好200年。它共有５章５５條。但是頒佈後不久清朝政權就退出歷史舞臺，這個《著作權律》並沒有真正施行。到了民國四年（１９１５年）北洋政府頒佈了《著作權法》，１９２８年南京國民政府又頒佈《著作權施行細則》，著作人的權益始受到法律保障。 20世紀初，我國稿酬制度已經形成並且跟國際接軌。稿酬有三種基本形式：（1）稿費，又稱為“潤筆之資”、“潤筆費”；（2）版稅，又稱為“提成費”、“版費”；（3）買斷版權，又稱為“作價購稿”。 我國版稅的具體規定，開始於１９０１年３月東亞益智譯書局在上海《同文滬報》上刊登廣告，提出“譯出之書……當酌送潤筆之資或提每部售價二成相酬”。這“售價二成”意思就是版稅２０％；而更早一些，上海《申報》館在１８７８年３月刊登“搜書”啟事，提出“以書申酬”和“出價購稿”，也就是買斷版權的辦法。 還是舉魯迅和柔石的例子來說明： １９２８年１０月，魯迅介紹柔石的長篇小說《舊時代之死》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合同約定版稅２０％，當月２５日柔石致兄長信中說：“福現已將文章三本，交周先生（魯迅）轉給書局，如福願意，可即賣得八百圓之數目。惟周先生及諸朋友，多勸我不要賣了版權，雲以抽版稅為上算。彼輩雲，吾們文人生活，永無發財之希望。抽版稅，運命好，前途可得平安過活，否則一旦沒人要你教書，你就只好捱餓了。抽版稅是如此的：就是書局賣了你的一百圓的書，分給你二十圓（陳注：當時上海各出版社所訂的版稅通常為１５％—２０％）。如福之三本書，實價共二圓，假如每年每種能賣出二千本，則福每年可得八百圓，這豈非比一時得到八百圓要好？因此，福近來很想將此三部書來抽版稅，以為永久之計了。” 魯迅的出版合同通常約定抽版稅２０％，他在《為了忘卻的記念》中回憶說：“明日書店要出一種期刊，請柔石去做編輯，他答應了；書店還想印我的譯著，託他來問版稅的辦法，我便將我和北新書局所訂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給他，他向衣袋裡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時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間，而不料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見的末一回的，竟就是我的永訣。第二天，他就在一個會場上被捕了，衣袋裡還藏著我那印書的合同……” 民國初年的稿酬和版稅幅度 民國以後，一般報刊和出版社支付的稿酬標準略有降低—— 中華書局創辦《中華小說界》月刊，1913年6月21日在《申報》刊登廣告：“徵集小說，備刊行小說界，編譯均可。”公佈的稿酬標準分為四個檔次：甲、千字5圓，乙、千字2圓5角，丙、千字1圓5角，丁、千字1圓。長篇以8萬字為限，短篇至少4000字。1914年1月該刊創刊發行。 1915年９月《青年雜誌》創刊，由陳獨秀主編，一年後改名為《新青年》。編輯費為每期200圓。稿酬標準：“或撰或譯，每千字二圓至伍圓。”但是一度又成為同人期刊，取消了稿酬，只付編輯費。 在書籍的稿酬方面，商務印書館有著比較靈活的規定，其標準視著者的知名度、學識水平、書稿質量和發行量等各方面情況而定。如前文所述之例。 張元濟日記1918年2月2日載：“胡適之寄來《東方》投稿一篇，約不及萬字，前寄行嚴信，允千字六圓。此連空行在內。”胡適剛來北京大學任教不到一年，已是著名文化人，故有如此高的稿酬。而梁啟超在《東方雜誌》發表的文章，稿酬竟達千字20圓。 這一時期，上海出版界已是人才濟濟，精英薈萃。 20世紀20年代上海市新聞出版界的薪金標準 關於上海新聞出版界經濟收入的狀況，戈公振在《中國報學史1912—1927年》第六章《報界之現狀·第八節·用人》一文中記述如下：總理為一館之領袖，故宜知編輯、營業、印刷三方面之真相，尤貴在知人善任，以全力盡忠於其職務。其月薪約在三百圓左右。
20世紀上半葉的稿酬版稅（3）
總編輯亦稱主筆，為編輯部之領袖……總編輯常兼司社論，其月薪約在一百五十圓至三百圓之間。 次於總編輯，為編輯長，亦可稱理事編輯……其月薪在一百五十圓左右。 在編輯長之下者，有要聞編輯，取捨關於全國或國際間之新聞。有地方新聞編輯，取捨關於一省一縣或一地方之新聞編輯，其月薪均在八十圓左右； 有特派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