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所大學的狀況（5）
1902年10月和11月，京師大學堂恢復教學，從全國各省選送學生，分兩批招生。先招速成科——仕學館和師範館，共錄取新生182名。凡被選送的考生，由所在省府發給去北京的川資和治裝費。例如，湖北省選送京師大學堂師範館考生4人，共發給川資白銀400兩，每人另發給治裝費白銀50兩。 1902年12月17日（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大學堂舉行入學典禮，宣佈正式開學。此後，京師大學堂以及後來的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每年都以這一天作為校慶紀念日（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北京大學的校慶日改為每年的5月4日）。 京師大學堂的教員薪俸 京師大學堂基本上沿襲了同文館的規矩，洋人教職員的待遇明顯高於華人。但華人教員的薪水比同文館時期有所提高。我在中國歷史檔案館查到有關資料，舉例如下—— 20世紀初年，洋總辦兼洋教習鄧羅，月薪1013兩5錢4分；稅科專門洋教員阿得利，月薪285兩8錢8分；白浦月薪258兩5錢；稅科華員助教黃厚誠，月薪147兩9錢4分。 又，華人總辦（教務長）陳鑾，月薪180兩；提調（管理員）關景忠，月薪13兩5錢；國文正教員高超，月薪80兩；國文副教員蔣用嘉，月薪60兩。（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學部·財經·卷216·大學堂全堂員司薪水》等清冊） 當時白銀1兩摺合1．4銀圓，購買力約合今人民幣100元。 京師大學堂學生的優惠待遇 京師大學堂待遇很高。據師範館大學生俞同奎、王道元等回憶：清朝廷對於京師大學堂的學生，是當作候補官員培養的，所以養尊處優。學生一概公費，供給食宿。標準是：每人一間房，自修室二人共用一間。伙食豐盛，早餐是麵食和粥；中晚兩餐，每桌八人，六菜一湯；冬季四菜一火鍋，葷腥俱全。冬夏二季，各有公家發給的一套操衣；其他服裝可自備。每月有月考，前幾名給以10銀圓左右的獎金。學生中不少紈絝子弟，吃喝嫖賭無所不為。 初入學堂時，據傳畢業後分別等級，給以“進士”和“舉人”出身，並以六、七品官階。到張之洞繼任管學大臣，乃確定畢業生一律給予舉人出身；其考列“最優等”者，以內閣中書儘先補用，並加五品銜；“優等”者以中書科、中書郎補用。但畢業生必須在教育界服務五年，方能回原衙門候補。於是，“學問”成了“仕途”的敲門磚，學堂成了官府的附庸。 1903年5月京師大學堂又把同文館歸併進來，成為譯學館。據京師大學堂譯學館畢業生陳詒先回憶：京師譯學館僅辦五級，每級分為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四系，於宣統三年（1911）結束，歸併北京大學。譯學館授課情形，為每晨6點兵式體操，一小時操畢。吃粥以後，為外國語言三小時，午前授畢。12點午飯，下午為普通課程，5點鐘完畢。晚飯後自修二小時，9時後入寢。寢室分為五齋。甲、乙兩級學生住校，為免費生。丙級半住校半走讀，入學時交費一學期；第二學期丙級同學100人，學期考試在前25名者免費。 學校伙食頗為豐盛，每桌坐七人，四盤四碗，有雞有鴨，也有魚肉。飯廳之中間，置數方桌，上為醬蘿蔔一大盆，紅大椒一大盆，小磨香油一大盆，多數同學自取醬菜大椒食之。 在譯學館讀書五年中，為皮黃戲全盛時代。前門外糧食店之中和園，有譚鑫培、楊小樓、王瑤卿諸名角，戲資1600文，合1角6分錢。懷有2角錢即可聽最好之戲，以4分錢賞看座（即上海之案目），即為大出手了。同學每於星期六下課看戲，散場後數人吃小館子，也僅僅兩圓就夠了。（引自《宇宙風乙刊》27期，1940年8月。） 京師大學堂的腐敗風氣 對於清末遺留到民國初年的大學堂腐敗的狀況，顧頡剛回憶說：那時“學校像個衙門，沒有多少學術氣氛。”有的教師不學無術，一心只想當官；有的教師本身就是官僚，學問不大，架子卻不小；有的教師死守本分，不允許有新思想；當然也有好的，但不多見。學生們則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 1909年，預備科第一批132名學生畢業，之後預備科改為高等學堂，仍屬大學堂管轄。同年師範館206名學生畢業後，師範館與大學堂脫離改為京師優級師範學堂，此為後來北京師範大學的前身。這是我國近代高等師範學校獨立設定的開始。大學堂的第一批本科生到1913年底才畢業。 1905年科舉雖廢，但這時期京師大學堂的學生仍多為舉、貢、生、監等舊式學生或官員，科舉出身在他們心目中仍有很大影響，加上1903年的癸卯學制規定大學堂畢業生可以授予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