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頭銜並獎勵翰林院編修檢討等官職，因此，大學堂便在當時成了各種失意官員、舉貢生監等尋求出身的好地方。於是便生出許多趣事來。如仕學館、進士館的學生，均帶有聽差。每到上課時間，各房中便響起一片聽差“請大人上課”的聲音，然後由聽差把紙墨筆碗及茶水、煙具送到講堂。下課了，聽差又來“請大人回寓”，“學生大人”拍拍屁股便走，聽差收拾雜物在後。上起體育課來就更熱鬧了，操場上時不時傳來“大人，向左轉”、“大人，向右轉”的喊聲，學堂如官場，教師可一點不能嫌累。 大學堂的課程多陳腐無聊之論，引起學生不滿。清末進入大學堂的孫炳文就曾站出來抵制過。當時，有個姓葉的教習給預科學生講“人倫道德”課，學生對他的空談不滿，他仍賴著不走。當此課考試時，孫炳文就在考卷上大書“葉公好龍，尸位素餐”八字，結果孫炳文被學校掛牌開除。孫炳文後來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後又回到北京大學，1912年畢業於預科第一類。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清末四所大學的狀況（6）
民國初年北京大學臭名昭彰 清朝覆滅前夕（1911年），三所國立大學共有學生不到500名。 （1） 京師大學堂的分科大學1910年才正式招生上課，但沒有大學畢業生； （2） 北洋大學堂大學部僅有工科畢業生35名，法科畢業生9名； （3） 上海南洋公學上院（即本科大學）到1909年才粗具規模，沒有大學畢業生。 可見清末我國大學教育尚在幼稚階段，而且發展緩慢，舉步維艱。 中華民國成立後，京師大學堂改稱“北京大學”，但離現代化的大學標準，差得很遠。據蔡元培先生晚年回顧：北京大學的名稱，是從民國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為京師大學堂，包有師範館、仕學館等。尤其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初辦時學生稱為老爺，而監督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而尤注重在畢業以後的出路。所以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員，他們不見得歡迎，要是點名時認真一點，考試時嚴格一點，他們就借個話頭反對他，雖罷課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裡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時時請假，他們還是歡迎得很，因為畢業後有闊教師作靠山。這種科舉時代遺留下來的劣根性，是於學習上很有妨礙的。辛亥革命前，京師大學堂辦了十餘年，幾經周折，並沒有培養出多少人才。外國人視之為“蒙養學堂”，連清朝廷都自認其水平太低。辛亥革命後，學校的名稱改了，但本質尚未變化，再由於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不良風氣的影響，北京大學的名聲臭到了極點，幾乎不可救藥。 首先是封建衙門習氣仍重。京師大學堂時期，北大主旨就是為了培養封建官僚，因而官場習氣在學生和教師中漫延，學堂像衙門。民國初年的北京大學，仍然是衙門氣十足，沒有多少學術氣氛，有的教師不學無術，進大學教書只不過為做官而準備；有的教師乾脆就是清末舊官僚或北洋政府的官僚，學問不大，派頭卻不小。如沈尹默記述的，他初入北大任教時，有一預科教地理的桂蔚丞老先生，每上課時，均有一聽差挾一地圖、捧一壺茶和一隻水菸袋跟隨上講堂，置之於講臺上，然後退出，下課照送如儀。這位老先生還經常在上課時對學生留一手，教科書、參考書和講義對學生是保密的，絲毫不允許被借閱。課堂教學內容陳舊，因循守舊，沿襲了清末大學堂的風氣。 學生也以讀書求功名利祿為目的，仍然是“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的思想。雖然取消了科舉，但一般學生認為從學校畢業相當於科舉的舉人、進士資格，仍以畢業後做官為目標。由於學生有做官發財思想，學生從預科畢業後，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更少。因為最終目的總是做官，不如入法科，學一點政治、法律，比較吃香。據統計，1917年底，北###科的本科和預科在校學生841人，文科學生418人，理科學生422人，工科學生只有80人。讀法科的學生是文、理科的總和，是工科的十倍半。以至於北京大學為招收文科學生，不得不降格以求，報考文科可以不要預科畢業文憑，只要有同等學歷即可。 其次，學風不正。師生滿腦子當官發財思想。學生中官僚、富豪子弟不少，很多學生花錢一年在上千銀圓，有的甚至一年要花5000銀圓。一些有錢的學生，在學校裡帶聽差、吃花酒、打麻將、捧名角，對讀書毫無興趣。當時北京大學還流行一種壞風氣：無聊師生，吃過晚飯後就坐洋車直奔“八大胡同”和平門外韓家潭一帶妓院集中的地方。當時民間曾流傳說：“兩院一堂”是八大胡同最好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