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兩院”指當時國會參議院和眾議院，“一堂”指京師大學堂，北大此時雖已改名，社會上仍有許多人習慣稱之為“大學堂”。此語指去逛八大胡同的，以國會議員和北大師生為多。 為畢業以後做官，許多學生在校期間拉幫結夥，往來應酬。當時在北大還流行“結十兄弟”，即十個氣味相投的學生結拜做兄弟，畢業後大家鑽營做官，誰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當科長、當秘書，撈個一官半職，“有福同享”。如果是向軍閥或大官僚買官，那麼花的鑽營費由十人分攤。如此烏煙瘴氣，哪裡像什麼“最高學府”？商務印書館和文化人商務印書館和文化人 清光緒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也就是京師大學堂在北京成立前一年，中國現代文化史上影響深遠的商務印書館在上海成立。它的創辦者本是幾個印刷工人，戊戌維新後由於張元濟、蔡元培等文化人的加入，在清末民初迅速發展為我國文化人的出版陣地，成為現代中國最大的出版企業。
商務印書館和文化人（1）
商務印書館——文化人的出版陣地 京師大學堂帶有濃厚的封建王朝官場習氣的烙印，而商務印書館則帶有新進的資本主義民間商業的色彩。它本來只是一個小小的手工業印刷工場，創辦人是夏瑞芳、鮑氏兄弟和高鳳池等，原為西文報館的排字工人。他們集資銀圓３７５０圓辦廠，以５００銀圓為一股，起初只能印刷一些簡單的印刷品。 １９０１年他們預見到科舉制度必將廢除，及早編印了新式學堂的各種教材，得到了新教材的印製和發行權，利潤大增。為了迎合新潮流，也開始編譯《華英初階》、《華英進階》等一類英文讀本，同時還翻譯了一些日文書，由於譯筆粗糙，出版後無人問津。為提高譯述水平，經多方聯絡商討之後，由南洋公學譯書院張元濟推薦蔡元培擔任商務編譯所所長。 不久《蘇報》案發生，革命黨人章太炎、鄒容被捕；蔡因有牽連，被迫逃亡青島。夏瑞芳就聘請張元濟擔任編譯所所長，時在１９０３年。此後張元濟主持編輯了我國第一部小學教科書，並大力提倡漢譯科學技術和哲學社會科學名著，又創辦東方圖書館等等。 １９０２—１９１６年間，中國新創文學報刊５７種，其中２９種以“小說”命名的報刊中，上海佔２２種。商務印書館１９０２—１９２０年間，出版圖書３５２２種，其中文學類（以小說為主）８４６種，佔四分之一。 1903年商務印書館聘請李伯元主編《繡像小說》，並開始出版“林譯小說叢書”、“說部叢書”等。當時許多文化名人，如林紓、梁啟超、蔡元培……都與商務印書館建立了長期合作關係。 林紓的《巴黎茶花女遺事》在文壇走俏一時，此後他又譯述並出版西方小說181部，每部約為20萬字左右。其中一些小說，既發表又出版，發表時也有稿費。鄭逸梅等回憶說，林譯小說“在清末民初很受讀者歡迎。他的譯稿，交商務印書館出版，十幾年間，共達一百四十種。……稿費也特別優厚。當時一般的稿費每千字二至三圓，林譯小說的稿酬，則以千字六圓計算，而且是譯出一部便收購一部的。”（據《藏暉室札記》，載《新青年》第３卷第５號；轉引自《中國近代文學史論文集·小說卷》第688頁。）每部書稿酬1200銀圓左右（合今人民幣6萬元），這樣，林紓十幾年間的稿酬收入高達20萬銀圓以上（合今人民幣1000萬元以上）。 商務印書館1910年出版《小說月報》，聞名全國。 南洋公學與商務印書館的親緣 1898年，南洋公學籌建譯書院，選譯東洋、西洋的名著印行，供學生和國內人士閱讀。出版西學書籍是“成才之助”，強調“興學之要在譯書”。9月，戊戌政變失敗，以康有為、梁啟超等為首的###，有些被西太后逮捕殺害了，有些逃往日本，有的###則逃往上海租界，其中一位張元濟（菊生），於1898年10月逃難來到了上海南洋公學。 1899年南洋公學在上海虹口正式成立譯書院，由張元濟擔任譯書院院長，負責編輯近代中國最早的教科書。當時一批逃亡到上海的###，透過張元濟的介紹借住在商務印書館樓上，其中有吳稚暉等。當時社會上學習科學和英文的要求迫切，加上張元濟編輯經驗豐富，這就促進了商務印書館編譯工作的進展。例如英漢對照的四卷本《華英國學文編》，是我國最早的英漢對照讀物。在1899年至1900年間商務出版物迎合了社會的需要，好多書銷路很廣。同時###也藉此宣傳“變法維新”。 張元濟先生受聘主持譯書院工作不久，南洋公學總理（教務長）何嗣焜去世，張元濟接任了南洋公學第二任總理，兼管譯書院，月薪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