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還是規定有一個議會，但議會沒有立法的創議權，
而且每兩年最多隻舉行十五天會議；此外，它的議長或主席是由大公任命的；
無論如何，在1809 年和1811 年這個議會是依法正規地召集開會的。議會由
兩院組成， 元老院由大公任命終身任職的主教和貴族組成，職權只限於審議
法律是否符合憲法規定；另一院稱為“使節院”或眾議院，議員的產生一方
面由各縣“貴族大會”選舉一名有住所的擁有地產的貴族或其子任代表，另
一方面由各公社選民大會選出代表若干人，參加選民大會的有平民地主、本
堂神甫和副神甫、擁有資財一萬盾的鉅商大賈、曾得勳章的文武官員。就其
組成而論，這個議會與義大利王國和威斯特法利亞王國的議會有所不同，而
近似那不勒斯王國的議會，儘管它的貴族色彩更為濃厚。在議員的產生中財
產資格和職業仍然起了作用，但是議會兩院的劃分是以保持等級制度為基礎
的。議員投票誠然是一人一票，不再是以等級為單位；但是即使不計入公社
選民大會可能也選出的貴族代表，貴族在全部議員中也已佔五分之三，可是
另一方面，選舉制度卻比那不勒斯和威斯特法利亞更為開明，因為在這兩國，
選民團的成員都是國王指派的，他們也只能選舉國王指定的候選人，而在波
蘭則選民享有憲法所規定的權利，並舉行名副其實的選舉。
由此可見，拿破崙很能因地制宜。在倫巴第和威斯特法利亞，資產階級
具有一定程度的鞏固的地位僅力，拿破崙就不給貴族特殊的代表權。在意大
利南部，貴族的勢力比北部貴族要強大得多，他就採取不同措施；但是，又
由於在波旁王朝統治時，那不勒斯王國的貴族已經在政治上被剝奪了一切權
力地位，所以拿破崙只給他們一個由國王任命的上院。在波蘭，比起資產階
級微不足道的力量來，貴族的權勢看來非常強大，以致拿破崙只好讓貴族佔
支配地位；況且不久以前貴族還統治著波蘭，拿破崙只得同意讓他們在遵守
法律規定的範圍內，享有真正的政治自由，這種政治自由同時也使平民間接
地得到好處。因此，拿破崙想把貴族拉到自己一邊來的努力，在波蘭表現得
比在其他地方更為突出；波蘭貴族保持了它的特殊身分，而國家大權也就操
在他們手裡。
這種情況對於農民是有害無利的。憲法在維持貴族的政治特權地位時，
也宣告了公民平等和廢除了農奴制；1810 年8 月15 日採用了《民法典》。
這樣，農民就不再被固定在土地上，並且得到訴訟的權利。但是土地仍然屬
於貴族所有，而且1807 年12 月12 日的命令規定，除非農民能夠提出契約根
據，否則份地是靠不住的，領主可以隨時收回。這項規定使土地耕作者的處
境更為惡化，因為農民世代擁有的或終身擁有的土地，通常只以習慣法為依
據，並沒有書面的佃約。一切封建賦稅、地租田稅、勞役和什一稅全部照舊；
甚至額外任意加重的勞役也未受觸動。政府也委派了公證人，並且公佈了佃
約的標準格式，用以提倡明確規定佃期、租額和勞役條件；但是締結書面佃
約者寥寥無幾。領主既有了撤佃權這個武器，便用來脅迫農民維持現有的沉
重負擔，甚至藉此更加重農民的負擔；可以肯定，不少只耕種極小塊田地的
農民，利用他們新獲得的自由權，乾脆棄地出走。但是波蘭當時沒有工業可
以吸收這些自由勞動力，其後果只能是導致經濟和社會的動亂。至於僧侶的
產業則原封不動，在以前普魯士統治的地區已經世俗化了的產業，則劃歸大
公國所有。當時代表法國駐在華沙的大使比尼翁在1812 年寫道：“農民的處
境根本沒有一點改變。”
儘管如此，波蘭貴族仍然惶惶不安，因為他們深恐拿破崙並非到此為止。
各大家族尤其憤憤不平，因為憲法把全部貴族地主不分大小置於同等地位，
並允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