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劉方伯月餅、盧運司糕、陶方伯十景點心、揚州洪府粽子云雲，在作為食單來看的同時也是不妨作為政治秘圖來研究的。其中好像楊中丞的西洋餅最為袁所喜食，按書中所列製法與作料來看，恐是今天食品超市裡賣的蝴蝶酥一類。在他南京的朋友圈子裡還有一個為人所津津樂道的蕭美人的故事。蕭系揚州儀徵一容貌出眾的半老徐娘，在該地南門外驛道邊開一點心鋪，“善制點心，凡饅頭、糕、餃之類，小巧可愛，潔白如雪。”由於吃上了癮，袁一次遣人過江竟一下子定購了三千件，後來還不免多多少少吃出了些桃色新聞。同樣，五十歲前後有一段時間他三天兩頭往蘇州跑，原因也正因為一個老朋友唐靜涵的老婆王氏做得一手好菜。“每聞先生至，必手自烹飪，后王氏亡，先生挽以聯雲：‘落葉添薪，心傷元相貧時婦；為誰截髮，腸斷陶家座上賓’，蓋記實也”。啊，佳人已逝，美食不在，這樣的殘酷現實儘管令人心傷，好在《隨園食單》裡還保留著王氏最為拿手的絕活炒鱘魚片的具體作法，使這一闋廚房裡的國風雅歌尚有依稀餘音可聞。
從飲食一道探討一個人的文學思想，這樣的角度雖然不無標新立異之嫌，但終歸還是值得一試，至少隨園主人當年自己也曾是這麼幹的。在食單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他不止一次拿文學創作上的道理來與烹飪的技藝比較，興致勃勃討論兩者藝術上那些可以共參的部分。同時，只要我們閱讀上稍微細心一些，也可發現在《隨園詩話》、《小倉山房尺牘》等著作中，也同樣夾雜著大段大段有關食物的描寫。正如較他早些的作家李漁喜歡借用戲劇來闡述人生見解一樣，飲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一直成為袁枚表述自己藝術思想得心應手的工具。比如他不喜歡黃庭堅的詩，就說這個人寫的東西像水果中的百合，蔬菜裡的刀豆，吃上去沒什麼味道。比如他說大家都承認唐詩好，但現在的唐詩選裡找不到當年那些正兒八經的試帖詩，什麼道理，就因為這玩意落套，是人人都會寫的大路貨。他進一步強調：詩歌是這樣，飲食上的道理也同樣如此。一次他應某位大款之邀欣然赴宴，發現主人雖張羅出四十餘種山珍海鮮款待客人，烹調手段卻令人不敢恭維，差不多也就沒動筷子。以至於“歸家以後，仍煮粥吃”。他認為這種情況的發生，跟寫作者貪求作品數量不注意質量犯的是同一性質的毛病。而在強調食物的精緻與廚師技術水平之間的辯證關係時他又指出：“審問慎思明辨，為學之方也；隨時撥點，教學相長，作師之道也，於是味何獨不然”？
隨園食事及其他（9）
與食事緊連著的一件事是性事，這可是中國的道德老師孔子和孟子當初所排列的生活秩序。身為儒林表率的隨園先生自然不敢有違先賢的雅訓，並有志於將這一光榮傳統發揚光大、推陳出新。自少年讀書期間與同學張顧鑑──詩人張船山的父親──發生同志關係，到青年時期娶的二三十個大小老婆，到中年盛名時收進的一大幫女弟子，到六十七歲那年出遊天台還和一個叫金鳳的小男孩產生戀情，玩了出一樹梨花壓海棠的遊戲。這還沒有加上那些到處留情或在娛樂場所找的職業性物件。他一生豔遇的數目如果真要仔細統計一的話，雖比不上唐明皇后宮佳麗三千人，但比起前朝高手如仇十洲唐伯虎那些傢伙來，絕對不會差到哪裡去。同時，從精神文明方面的要求來看，比較一下彼此在境界、品位、質量上差別、以及對女性的尊重和呵護，更是不知要高出前者多少。
我對袁在性問題上的好感首先在於他的坦誠。說真的，沒有人能夠做到像他那樣輕鬆、自然地談論性以及與性有關的話題，至少在他同時代的文人圈子裡沒有。他對性的開放態度在後代研究他的人眼裡一般被認為是男權主義對女性的輕賤與狎弄，但事實上這種說法很難讓人信服，尤其是對那些通讀過他全集，並對他的愛情態度有一個粗略輪廓的讀者。即使我們略去他主張女性知書達禮、接受教育，主張男女自由接觸，反對纏足，反對以是否處女判斷一個女性貞潔與否，贊同婦女改嫁這些封建社會中難得的文明思想不說，在他一生足以讓人眼紅的愛情生活中，我們很難找到利用權勢或金錢達到強行佔有對方身體的範例。包括上述那個上元縣理髮師的故事，實際上也不過透過關係製造見面相識的目的，不存在人到了後就會擺出霸王硬上弓的架式的可能。看來袁在愛情舞臺上的形象，確實比他在政治舞臺上的形象要乾淨得多。同時，用張生崔鶯鶯，或者他的同時代文人──《浮生六記》裡的寒士沈復與芸孃的夫唱婦隨來要求他也顯然過於苛刻。作為財富和地位的一種衍生物，性的要求一向與個人經濟實力有著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