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日電請在歐洲養病的親日派頭子汪精衛回國，以便替代蔣介石。但宋子文、宋美齡、孔祥熙等反對“馬上討伐”。宋美齡召集黃埔軍校學生代表說：“未明事實真相前，切勿遵加斷定。遇事鎮定，勿尚感情，”主張迅速與西安方面聯絡以確保蔣之安全。各地方實力派對西安事變的態度，有的支援、有的反對，局勢十分混亂、緊張。
中國共產黨面對何應欽的“出兵討伐”，全國人民和愛國正義人士的呼聲，張、楊對中國共產黨的重託與厚望，意識到歷史已把這付關係民族興亡的重擔放到了自己的肩上，形勢迫切要求中共中央獨立自主地迅速作出正確的決策。
西安事變爆發後，中共中央立即緊急商討對策。根據張學良以及在西安的劉鼎等人來電的分析，毛澤東、周恩來等人一致肯定西安事變的積極意義，決定採取有效步驟，予以全力支援，並覆電張學良，提議即將東北軍主力調集西安、平涼一線，第17路軍主力調集西安、潼關一線，表示紅軍決不進佔寸土，另告恩來擬到張處協商大計。與此同時，軍委主席團向全軍宣佈加緊準備，待命行動。12月13日，毛澤東、周恩來覆電張學良：目前西北任務應“重兵置於潼關、鳳翔、平涼，潼關尤要”；“號召西安及西北民眾起來擁護義舉，對全國亦然”；“胡、曾、關等軍向南壓迫時，紅軍決從其側後配合兄部堅決消滅之”；“恩來擬來西安與兄協商爾後大計，擬請派飛機赴延安來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文獻和研究》（1986年彙編本），人民出版社，第132頁。＇
當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擴大會議，張聞天在會議上的發言中指出，張學良這次行動是開始揭破民族妥協派的行動，向著全國性的抗日方向發展。對妥協派應儘量爭取與分化、孤立，但不採取與南京對立方針，儘量爭取南京正統，聯合非蔣系隊伍，把抗日作為最高旗幟，把區域性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黨的文獻》1988年第3期，第2～3頁。＇
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開擴大會議，討論對西安事變的方針，毛澤東根據對內戰與抗日兩種前途的分析和會議討論的意見，進一步確定與完善了中共中央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中共中央指出：西安事變的性質，“是中國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也是國民黨中的實力派之一部，不滿意南京政府的對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並接受了共產黨抗日主張的結果。”它的意義乃“是為了要抗日救國而產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統一戰線去推動全國抗日統一戰線的開始。”＇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檔案選集》1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111頁。＇
中共中央清楚地指出了事變發展的兩種前途，一是“使內戰爆發”，“這一前途，是日德意國際侵略陣線，特別是日本及中國親日派所歡迎的”；一是結束內戰，實現一致抗日，“這一前途，是國際和平陣線，全國人民，全國一切願意抗日救國的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所竭誠擁護並要使之實現的。”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方針，就是為實現第二種前途而努力，“堅持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的組織者與領導者的立場，反對新的內戰，主張南京與西安間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檔案選集》1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頁。＇
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中央：“蔣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為蔣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張，不肯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所致。”“貴黨果欲援救蔣氏，則決非調集大軍討伐張、楊所能奏效，……為國家民族計，為蔣氏個人計，貴黨必須毅然決然立刻實行下列處置：
（一）召集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決定對日抗戰，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
（二）將討伐張、楊與進攻紅軍的中央軍，全部增援晉綏前線，承認紅軍、東北軍及十七路軍的抗日要求；
（三）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戰；
（四）開放人民抗日救國運動，實行言論、集會、結社的民主權利，釋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愛國領袖；
（五）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本黨相信，如貴黨能實現上項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國家民族從此得救，即蔣氏的安全自由當亦不成問題。”＇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檔案選編》（中冊），檔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