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6頁。＇
在“九·一八”事變前夕（8月22日），蔣介石又在南昌宣稱：“中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仍能當亡國奴，尚可苛延殘喘，若亡於共產黨則縱肯為奴隸亦不可得。”＇榮孟源：《蔣家王朝》，第51～52頁。＇宣誓3個月內“肅清”江西紅軍。
11月30日，蔣介石在顧維鈞就任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的宣誓會上發表演講，他說：“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未有國不能統一而能取勝於外者。故今日之對外，無論用軍事方式解決，或用外交方式解決，皆非先求國內統一，不能為功。蓋主戰固須求國內之統一，即主和亦非求國內之統一，決不能言和。是以不能戰，固不能言和；而不統一，更不能言和與言戰也”。＇蔣緯國：《抗日御侮》第1卷，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年版，第128～130頁。＇
12月20日，宋慶齡發表時局宣言，指責蔣介石國民黨“舉北洋軍閥官僚所不敢為者，一一悍然為之，而美其名曰黨治。”＇《國聞週報》第9卷第1期，1931年1月1日。＇ 1932年6月9日，蔣介石在廬山召開“剿共”會議，部署第四次“圍剿”時說：“我們這次‘剿匪’戡亂，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同年12月14日，在內政會議上又稱：“攘外必須安內，是古來立國的一個信條”。＇蔣緯國：《抗日御侮》第1卷，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9年版，第40～41頁。＇
當日本帝國主義侵佔中國東北，成立了偽滿洲國，並侵佔熱河之後，1933年4月10日，蔣介石在南昌部署第五次“圍剿”時宣稱：“抗日必先‘剿匪’，徵諸歷代興亡，安內始能攘外，在匪未清前絕對不能言抗日，違者即予最嚴厲處罰”。＇張篷舟：《近五十年中國與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頁。＇
這樣，在民族存亡的緊要關頭，蔣介石專心致志地進行“剿共”戰爭，對民族敵人推行不抵抗政策，就不足為奇了。
其實，早在1927年10月，蔣介石由張群陪同訪日時，就於11月5日與日本首相田中義一達成“圓滿的諒解”，其中包括“中國承認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地位和權益”。蔣介石從日本回到上海會見新聞記者團時，表示“保證對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地位加以考慮”。＇〔日〕山浦貫一：《森恪》，森恪傳記編纂會，1940年版，第614頁。＇
1931年10月，蔣介石派遣密使許世英赴日本談判時，許代表蔣介石聲稱：“如果日本能擔保中國本部十八行省的完整，則國民黨可同意向日本……讓出東北。”＇《九·一八事變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頁。＇1932年，蔣介石為其不抵抗政策辯解說：“以中國國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於二十四小時之內侵佔之範圍及於遼吉兩省，若再予絕交宣戰之口實，則……必至沿海各地及長江流域，在三日內悉為敵人所蹂躪。”＇秦孝儀：《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1）。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出版，1981年版，第317頁。＇
“九·一八”事變前，蔣介石曾指示東北軍將領，對於瀋陽緊張局勢，“不必驚慌，有九國公約及國聯，日本不能強佔我國領土。”＇《張學良將軍傳略》，遼寧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32頁。＇9月19日，外交部致日內瓦施（肇基）代表電稱：“現已完全證實，我方毫無挑釁舉動，日軍公然向我攻擊，我方雖絕未抗拒，而彼仍繼續向我開火，炮轟我營房及兵工廠，星期六晨六時半，佔據瀋陽全城及其附近……中國政府請求國際聯合會立即並有效的依照盟約條款，取適當之措置，使日軍退出佔領區域，保持東亞和平，中國政府決定服從國際聯合會關於此事所為之任何決定。”＇李雲漢：《九一人事變史料》。正中書局印行，1977年版，第453～454頁。＇
9月22日，蔣介石在國民黨南京市黨部黨員大會上，要求全國人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申報》，1931年9月23日，第八版。＇後來的事實證明，國聯決不會也不可能有效地制止日本侵略，蔣介石依賴國聯，實質上也是為推行他的不抵抗主義作掩護。
二、張學良執行蔣介石不抵抗的命令，絕大多數中國軍隊不戰而退
“九·一八”事變後大片國土淪喪，其主要責任應由蔣介石承擔，因為他是不抵抗主義的決策人，這已經是歷史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