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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刊物”（2）
就作者而言，《新青年》第1卷幾乎是清一色的皖籍。第2卷雖然突破了“地域圈”，但仍侷限於陳獨秀個人的“朋友圈”內。參見陳萬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聯書店，1997，第1~12頁。雜誌創刊號聲稱“本志執筆諸君，皆一時名彥”，《社告》，《青年雜誌》第1卷第1號。大抵類似自我張揚的“廣告”。論者常以《新青年》作者日後的成就和名望來評斷其撰作陣營。實際上，早期《新青年》作者大多是在五四以後才逐漸成名的，有的一直名不見經傳。如第1卷的作者有高一涵、高語罕、汪叔潛、易白沙、謝無量、劉叔雅、陳嘏、彭德尊、李亦民、薛琪瑛、汝非、方澍、孟明、潘贊化、李穆、蕭汝霖、謝鳴等人。其中高一涵當時尚在日本留學，1918年才進北京大學任教。高一涵在五四前後的知名度，可舉一小事為證：1924年，高撰文發洩對商務印書館不滿，原因是他覺得商務只知敷衍有名人物，自己因為沒有大名氣而受到薄待。
陳獨秀本人在民初的知名度其實也不能高估。1915年10月6日，陳獨秀之同鄉好友汪孟鄒致函在美國留學的胡適，介紹陳獨秀與《青年雜誌》說：“今日郵呈群益出版青年雜誌一冊，乃煉（引注：汪自稱）友人皖城陳獨秀君主撰，與秋桐（引注：即章士釗）亦是深交，曾為文載於《甲寅》者也。”引自唐寶林、林茂生編《陳獨秀年譜》，第69頁。可見兩人此前並不相知。1916年底，吳虞第一次與陳獨秀通訊並給《新青年》投稿時，亦不知陳獨秀何許人也。次年1月21日，吳虞才從朋友處打聽到陳獨秀的情況，並記在日記中。吳虞日記載：“陳獨秀，安徽人，年四十餘，獨立前看《易經》，寫小篆，作遊山詩，獨立後始出而講新學，人之氣象亦為之一變。長於英文，近於法文亦進。曾遊日本，歸國後充當教習。蓋講法蘭西哲學者。住上海一樓一底，自教其小兒，其長子法文極佳，父子各獨立不相謀也。”
陳獨秀與蔡元培相知較早。當蔡元培決意聘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時，陳獨秀以“從來沒有在大學教過書，又沒有什麼學位頭銜”而缺乏足夠的自信。參見唐寶林、林茂生編《陳獨秀年譜》，第76頁。為使陳獨秀能夠順利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蔡元培在向*申報時，不但替陳獨秀編造了“日本東京日本大學畢業”的假學歷，還替他編造了“曾任蕪湖安徽公學教務長、安徽高等學校校長”的假履歷。參見莊森《一份特別的履歷書——陳獨秀出任北大文科學長的前前後後》，《社會科學戰線》2006年第1期。
據汪原放回憶，陳獨秀自主創辦雜誌的想法可以追溯到“二次革命”失敗之後：“據我大叔回憶，民國二年（１９１３年），仲甫亡命到上海來，‘他沒有事，常要到我們店裡來。他想出一本雜誌，說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會發生很大的影響，叫我認真想法。我實在沒有力量做，後來才介紹他給群益書社陳子沛、子壽兄弟。他們竟同意接受。”汪原放所稱的“大叔”乃陳獨秀的同鄉好友汪孟鄒。汪孟鄒於１９１３年春天到上海開辦亞東圖書館，原本是陳獨秀“慫恿”的。陳獨秀最初有意與亞東圖書館合作出刊。而汪孟鄒以“實在沒有力量做”為託詞拒絕了陳獨秀，卻接受了章士釗創辦於日本東京的《甲寅》雜誌。汪孟鄒之所以在章、陳之間作出厚此薄彼的選擇，顯然是基於章的聲望以及《甲寅》雜誌已具之影響。當時陳的名氣固不若章氏，新刊若需“十年、八年的功夫”才能開創局面，顯然是一個處於初創階段的書局所不敢冒險投資的。“二次革命”中，章士釗曾任黃興的秘書長。“二次革命”失敗後，章流亡日本，於1914年5月創辦《甲寅》雜誌，抨擊袁世凱政府。《甲寅》雜誌總共出了10期（1915年10月終刊，歷時一年零五個月），前4期在日本出版，後6期由亞東圖書館在上海出版。汪原放認為，“《甲寅》雜誌在當時的中國知識界獲得很大的聲望，發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一個僅出版10期的雜誌，其影響度恐不可高估。汪孟鄒與章、陳兩人的交情不相上下，而汪之所以厚此薄彼，恐更多出於章士釗名望的考量。有論者認為，汪孟鄒的選擇，乃基於《甲寅》雜誌“一時中外風行”的“金字招牌”，（參見張耀傑《〈新青年〉同人的經濟賬》）筆者不敢苟同。因《甲寅》在日本僅出版過4期，不可能達到其廣告所稱的“一時中外風行”的程度。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普通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