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3）
1916年9月，《青年雜誌》改名為《新青年》。改名的原因，是上海基督教青年會指責《青年雜誌》與他們的刊物在名稱上有雷同、混淆之嫌，要求其改名。汪原放：《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第33頁。作為辦刊者，陳獨秀顯然不便直白將改名的真實原因告訴讀者。他向讀者解釋說：“自第二捲起，欲益加策勵，勉副讀者諸君屬望，因更名為《新青年》。”《通告》，《新青年》第2卷第1號。後來史家據此推斷說：“新增一個‘新’字，以與其鼓吹新思想、新文化的內容名實相符。”參見蕭超然《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第38頁。這一推斷正中陳獨秀的圈套。為了擴大雜誌影響，陳獨秀刻意聲稱：“自第2捲起，將得一批‘當代名流’相助撰稿”。《通告》，《新青年》第2卷第1號。檢視名單，尚在美國留學的青年胡適也赫然在列，顯有虛張聲勢之嫌。一年之後，陳獨秀故技重演，將第1、2卷作者匯列於《新青年》第3卷第1號上，並誇大其詞地署上“海內大名家”數十名執筆。吳虞見自己也列名其中，不無驚詫。他感嘆說：“不意成都一布衣亦預海內大名家之列，慚愧之至。”
因陳獨秀協助章士釗編過《甲寅》，早期《新青年》的作者與《甲寅》有淵源，刊物形式亦繼承了《甲寅》的風格。如其藉以招徠讀者的“通訊”即是《甲寅》的特色欄目。參閱楊琥《〈新青年〉與〈甲寅〉月刊之歷史淵源》，《北京大學學報》2002年第6期。《新青年》在形式上借鑑《甲寅》本在情理之中。但陳獨秀有意將《新青年》打造為《甲寅》的姊妹刊物，在“通訊”欄中透過真假難辨的讀者來信，反覆宣傳《新青年》與《甲寅》之間的傳承關係，《新青年》第２卷第１號“通訊”欄中，有“貴陽愛讀貴志之一青年”的讀者來信；第２卷第２號“通訊”欄中，有署名王醒儂的讀者來信；第3卷第3號的“通訊”欄中，有“安徽省立第三中學校學生餘元浚”的讀者來信，均強調《新青年》（《青年雜誌》）乃繼《甲寅》雜誌而起者。就不無“假借”之嫌。
既無鮮明宗旨，又少有真正“大名家”執筆，早期《新青年》沒有多大影響亦在情理之中。每期印數僅1000本。汪原放：《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第33頁。承印的上海群益書社每期付編輯費和稿費200元。以當時商務印書館的例規，在不支付編輯費的情況下，至少需銷數2000本以上，出版商才有可能賺錢。群益之出《新青年》，顯然勉為其難。
魯迅首次接觸《新青年》並與陳獨秀聯絡，大約在1916年底或1917年初。其時魯迅在北京任*社會教育司第二科科長。可能是陳獨秀贈送了10本《新青年》給他。他看完後，將10本《新青年》寄給了遠在紹興的弟弟周作人。參見唐寶林、林茂生編《陳獨秀年譜》，第79頁。魯迅的這一舉動，應可解讀為對《新青年》懷有好感。然而魯迅後來在《〈吶喊〉自序》中卻稱：那時的《新青年》“彷彿不特沒有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第419頁。周作人晚年也回憶說，印象中的早期《新青年》，“是普通的刊物罷了，雖是由陳獨秀編輯，看不出什麼特色來”；“我初來北京，魯迅曾以《新青年》數冊見示，並且述許季茀（引注：即許壽裳）的話道：‘這裡邊頗有些謬論，可以一駁。’大概許君是用了民報社時代的眼光去看它，所以這麼說的吧。但是我看了卻覺得沒有什麼謬，雖然也並不怎麼對。”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所稱“雖是由陳獨秀編輯，看不出什麼特色來”，其潛臺詞亦以陳獨秀早已是“大名家”。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普通刊物”（4）
周作人到北京的時間，是1917年4月。三個月前，陳獨秀到北京就任北大文科學長。此前《新青年》已經出版了兩卷。在後來史家眼中，前兩卷《新青年》中，頗不乏思想革命的“經典”之作，如陳獨秀的《敬告青年》、《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吾人最後之覺悟》、《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憲法與孔教》，高一涵的《民約與邦本》，易白沙的《孔子平議》，李大釗的《青春》，吳虞的《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等文章，多為後來學界引述。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更被稱作新文*動之“元典”。然而這些在後來史家看來頗具見地的文章，在當時周氏兄弟眼中，既不怎麼“謬”，也不怎麼“對”。整個雜誌就是一個既無人喝彩，也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