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的“普通刊物”。對此，張國燾晚年的回憶亦可參證。張說：“《新青年》創辦後的一兩年間，北大同學知道者非常少。”既往有關《新青年》早期就已“聲名遠揚”以及“壯觀的作者隊伍”之類言說，多半是史家的“後見之盲”。
《新青年》隨陳獨秀北遷後，編輯和作者隊伍逐漸擴大。第3卷的作者群中，新增了章士釗、蔡元培、錢玄同等資深學者。但也有惲代英、毛澤東、常乃、黃凌霜等在校青年學生投稿。惲是私立武昌中華大學的學生，毛是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學生。兩人就讀的學校，以當時惲代英的說法是“內地一聲聞未著之學校”。
1917年8月，《新青年》出完第3卷後，因發行不廣，銷路不暢，群益書社感到實在難以為繼，一度中止出版。後經陳獨秀極力交涉，書社到年底才勉強應允續刊。1918年1月4日魯迅致許壽裳信中提到：“《新青年》以不能廣行，書肆擬中止；獨秀輩與之交涉，已允續刊，定於本月十五出版雲。”（《魯迅全集》第11卷，第345頁）張耀傑在《〈新青年〉同人的經濟賬》中認為，《新青年》此次出版中斷，是因為自第4捲起採用新式標點符號，給印刷帶來困難，印刷廠不願代印。所舉證據為汪孟鄒致胡適的一封信。該信引自唐寶林、林茂生編《陳獨秀年譜》，寫信時間為1918年10月5日。張耀傑懷疑寫信時間有誤，應為1917年10月5日。筆者查閱了此信原件（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寫信時間為“民國七年十月五日”。故張耀傑之說不能成立。陳萬雄在《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中寫道：《新青年》自第2捲起，接連發表了反孔文章，胡適、陳獨秀進而提出了文學革命的要求，“新文化運動因為有這兩個具體內容而引起了輿論的重視，也帶來了強烈的反響。”陳萬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19頁。這一結論顯然與實際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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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與“漸興旺”（1）
1918年1月，《新青年》在中斷四個月之後重新出版。與前三卷不同的是，第4捲起改為同人刊物。《新青年》第4卷第3號登載編輯部啟事稱：本志自第四卷一號起，投稿章程，業已取消。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公同擔任，不另購稿。《新青年》如此自信地對外宣示，一個關鍵的因素是陳獨秀出掌北大文科學長。雜誌主編被*任命為全國最高學府的文科學長，*的任命函，轉見唐寶林、林茂生編《陳獨秀年譜》，第77~78頁。本身就是一種無形的“廣告”。那時的北大文科學長有多大分量，可引胡適的話為佐證。胡適後來分析文學革命成功的因素時指出：陳獨秀擔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後，其文學革命主張乃成了“全國的東西”，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當時北大在全國讀書人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見。
當然，並非陳獨秀一出掌北大文科，雜誌即隨之改觀。更為實際的是，陳獨秀入北大後，一批北大教授加盟《新青年》，使雜誌真正以全國最高學府為依託。除第3卷的章士釗、蔡元培、錢玄同外，第4卷又有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陳大齊、王星拱等人加入。與此同時，雜誌的編務，也不再由陳獨秀獨力承擔。第4捲開始採取集議制度，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共同商定下期稿件。大約自第5捲起，編輯部開始採取輪流編輯辦法。第6卷由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胡適、李大釗、沈尹默六人輪流編輯。六人均為北大教授。《新青年》遂由一個安徽人主導的地方性刊物，真正轉變成為以北大教授為主體的“全國性”刊物。如果說之前的“名彥”“名流”“名家”執筆，多少有些虛張聲勢的話，如今由“貨真價實”的“北大教授”擔任撰譯，對一般青年讀者之號召力，當不難想象。一位署名“愛真”的讀者給陳獨秀寫信說：“我抱了掃毒主義已有七八年了。無如帚小力微，所以收得的效果很小。先生等都是大學教授，都是大學問家，帚大力大，掃起來自然是比人家格外利害。”愛真：《五毒》，《新青年》第5卷第6號，1918年12月。正是“北大教授”的積極參與，使《新青年》大壯聲威，以至於“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學混為一談”。《編輯部啟事》，《新青年》第6卷第2號，1919年2月。《新青年》編輯部為此大加“闢謠”。此舉雖有減輕校方壓力的考量，但也不排除有反用“欲蓋彌彰”策略之意。《學衡》派後來對《新青年》很不服氣，除了理念不同外，認為《新青年》及其同人之“暴得大名”，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重”北大的教育權威和文化資源。如梅光迪指出：“彼等之學校，則指為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