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無意否認兩刊在思想層面的嚴重分歧，只是對陳獨秀以非常手段“對付”《東方雜誌》的“非觀念”動機，作一點探奇式的考察。對《新青年》主編陳獨秀而言，刊物辦了兩年多，影響仍然有限，而商務印書館所經營的《東方雜誌》卻在都市文化人中甚為流行，難免心生嫉羨。如何與《東方雜誌》爭奪讀者市場乃至全國讀書界的思想領導權，陳獨秀不可能不加以考慮。《東方雜誌》以迎合讀者、推廣銷路、確保商業利益為第一考量。《新青年》顯然不可能像《東方雜誌》一樣循商業模式來運作。《新青年》要與《東方雜誌》競爭，必須以思想主張去吸引讀者。就辦刊宗旨而論，《東方雜誌》力持“平正”，《新青年》則一味激進。但在民初的中國文化界，響應激進者畢竟是少數。惲代英於1919年4月6日的日記中，尚認為辦刊物“若取過激標準，則與社會相去太遠，易起人駭怪之反感，即可以長進的少年，亦將拒絕不看”。《惲代英日記》，第517頁。張國燾也回憶說，1919年以前，他的北大同學中，尊重孔子學說、反對白話文的還佔多數，無條件贊成新思潮、徹底擁護白話文者佔少數。
陳獨秀借“復辟”做文章攻擊《東方雜誌》，如同使出一個“殺手鐧”，大有拔刀見紅之效。《東方雜誌》聲望和銷量很快受到衝擊。商務印書館不得不以減價促銷來應對。《張元濟日記》（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670頁。但陳獨秀仍不罷休，於1919年2月再次撰文詰難《東方雜誌》。無奈之下，商務印書館在報紙上以“十大雜誌”為題，大做廣告，力圖挽回影響。《東方雜誌》列名商務“十大雜誌”之首，其廣告詞稱：“《東方雜誌》詳載政治、文學、理化、實業以及百科之學說，並附中外時事、詩歌、小說，均極有關係之作。”商務印書館的“十大雜誌”是指：《東方雜誌》、《教育雜誌》、《婦女雜誌》、《學生雜誌》、《少年雜誌》、《英文雜誌》、《農學雜誌》、《小說月報》、《英語週刊》和《留美學生季報》。
“十大雜誌”廣告刊出不久，北大學生羅家倫在《新潮》雜誌上發表《今日中國之雜誌界》一文，一面對陳獨秀主導的《新青年》與《每週評論》大加讚美，一面對商務旗下的幾大刊物痛加批貶，如稱《東方雜誌》是“雜亂派”雜誌，《教育雜誌》是“市儈式”雜誌，《學生雜誌》是“一種極不堪的課藝雜誌”，《婦女雜誌》“專說些叫女子當男子奴隸的話，真是人類的罪人”等，用語十分刻薄。其中對《東方雜誌》的具體評價是：“毫無主張，毫無選擇，只要是稿子就登。一期之中，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古今中外，諸子百家，無一不有……忽而工業，忽而政論，忽而農商，忽而靈學，真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你說他舊嗎？他又像新。你說他新嗎？他實在不配。”羅家倫：《今日中國之雜誌界》，《新潮》第1卷第4期，1919年4月1日。羅家倫的批評雖有合理的成分，但言詞充滿火藥味，褒貶之間不無意氣夾存。《新潮》是在陳獨秀、胡適指導下由北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人所創辦。羅家倫之文是否受過《新青年》同人之“指導”不得而知，但與此前陳獨秀的“質問”文章無疑起到了唱和的作用。時任《東方雜誌》編輯的章錫琛後來回憶說：當時高舉新文化運動旗幟的刊物；首先向商務出版的雜誌進攻，先是陳獨秀在《新青年》上抨擊《東方雜誌》反對西方文明，提倡東方文明，接著北大學生組織新潮社的《新潮》發表了羅家倫的《今日中國之雜誌界》一文，把商務各種雜誌罵得體無完膚。
《東方雜誌》連遭陳、羅的炮轟後，聲望暴跌。商務印書館不得不考慮撤換主編，由陶惺存（又名陶保霖）接替杜亞泉。張元濟日記中有關撤換主編的記載：1919年5月24日：“與夢、惺商定，請惺翁接管《東方雜誌》。”8月5日：“《東方雜誌》事，惺翁告，亞泉只能維持現狀。又云外間絕無來稿。”10月22日：“惺言，《東方雜誌》投稿甚有佳作，而亞（泉）均不取，實太偏於舊。”10月27日：“惺存函商《東方雜誌》辦法，自己非不可兼，但不能兼做論說，先擬兩法：一招徠投稿，二改為一月兩期。餘意，一月兩期既費期，又太束縛，以不改為是。”10月30日：“惺存來信，辭庶務部，擔任《東方雜誌》事。”見《張元濟日記》（下），第778、828、889、891、893頁。1919年7月，尚未正式接任主編的陶惺存以“景藏”為筆名，發表《今後雜誌界之職務》一文，算是回應羅家倫。景藏：《今後雜誌界之職務》，《東方雜誌》第16卷第7期，1919年7月。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