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年7月陶惺存逝世，《東方雜誌》主編一職由錢智修接任。
與時代潮流漸相脫節的《東方雜誌》，在都市文化界獨佔鰲頭的地位顯然受到衝擊，至少在青年讀書界不得不暫時讓位於《新青年》。《新青年》轉向宣傳社會主義以後，讀者群迅速出現分化：一批人重新迴歸《東方雜誌》（如吳虞又重新訂閱《東方雜誌》，見《吳虞日記》［上］第561頁），另一批人則進一步成為《嚮導》的熱心讀者。張國燾回憶說，他在1916年秋入北大後，和當時的許多青年一樣，以不甘落伍、力求上進的新時代青年自命，除了功課而外，還經常愛讀《東方雜誌》、《大中華》等刊物，希望從此探究出一些救國治學的新門徑。後來看到了《新青年》，覺得它更合乎自己的口味，更適合當時一般青年的需要，轉而熱烈擁護。張國燾：《我的回憶》（1），第39~40頁。五四前後，像張國燾這樣的“新時代青年”大都經歷了一個從愛讀《東方雜誌》到愛讀《新青年》的過程。鄭超麟也回憶說，他在法國勤工儉學的時候，羨慕那些在《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國》等“新思潮”雜誌上寫文章的人，而對《東方雜誌》則已沒有敬意。
在惲代英、張國燾、鄭超麟這一代五四新青年的閱讀史上，大多經歷了一場《新青年》與《東方雜誌》此消彼長的“權勢轉移”過程。
新文化形成“運動”（1）
《新青年》由一個“普通刊物”，發展成為“新文化”、“新思潮”的一塊“金字招牌”，經歷了一個歷史過程。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新文化”由涓涓細流逐漸匯成為洪波巨浪。1918年12月和1919年1月，《每週評論》和《新潮》的相繼創刊，結束了《新青年》孤軍奮戰的局面。三刊同聲協唱，同氣相求，很快產生了群體效應。
與《新青年》相比，《每週評論》直接以“談政治”為宗旨，言論更趨激烈，煽動性也更大。相對每月一期的《新青年》，以小型報紙形式出現的《每週評論》更顯靈活也更具時效。
《新潮》的創刊，意味著學生輩正式以群體的形式加入到“運動”中來。在此之前，雖有青年學生給《新青年》投稿，但均是個體行為。《新潮》因系北大學生所創辦，更能迎合青年學生的脾胃。時在浙江第一師範就讀的施存統致函《新潮》編輯部說：“自從你們的雜誌出版以來，喚起多少同學的覺悟，這真是你們莫大之功了！就是‘文學革命’一塊招牌，也是有了貴志才豎得穩固的（因為《新青年》雖早已在那裡鼓吹，注意的人還不多）。”《施存統來信》，《新潮》第2卷第2期，1919年12月。施存統的這一說法頗值得注意。因《新青年》自1917年開始倡導“文學革命”，先後發表討論文章數十篇。在《新青年》所有話題中，以“文學革命”的討論最為熱烈。但在施存統看來，在1919年以前，注意新文學的人還不多。直到《新潮》加盟鼓吹，“文學革命”的招牌才豎穩固。
1922年，胡適應《申報》創辦50年紀念之約，撰寫《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一文。文中寫道：雖然自1916年以來就有意主張白話文學，但白話文真以“一日千里”之勢傳播，是1919年以後。白話的傳播遍於全國，與1919年的學生運動大有關係。因為五四運動發生後，各地的學生團體很快辦起了約四百種白話報刊。
胡適的觀察，實際上也是對整個新文化運動程序的描述。換言之，新文化真正形成全國性的“運動”，與五四運動大有關係。施存統僅注意到《新潮》的加盟鼓吹，而胡適更重視各地數百種報刊的響應。數百種報刊的群體響應，意味著“新文化”由少數精英的鼓吹，發展為知識大眾的唱和。正是在這一層意義上，“新文化”才真正成為一場空前規模的“運動”。
就《新青年》本身的傳播而言，五四運動也是一個重要的契機。湖南要算《新青年》較早進入的地區之一。但直至五四前夕，《新青年》在湖南仍“銷行極少”。“自五四運動霹靂一聲，驚破全國大夢，於是湘人亦群起研究新文化。”宮廷章：《湖南近年來之新文化運動》，湖南《〈大公報〉十週年紀念特刊》，1925年9月，轉引自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編《五四時期湖南人民革命鬥爭史料選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第305~306頁。《新青年》的銷量才大增。1919年8月長沙文化書社成立。半年之內，該社銷售《新青年》達兩千本。
新文化形成“運動”（2）
據吳虞稱，1916年底《新青年》初到成都時只賣了5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