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虞致胡適》（1920年3月21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上），第87頁。3個月後，銷數超過30份。《吳虞日記》（上），第301頁。但此後銷數未見大的起色。直至五四運動爆發後，《新青年》在成都的銷售情況才頓然改觀。1919年底，吳虞在成都銷售新書刊最有名的華陽書報流通處，翻閱其售報簿，內中有兩處記錄令他訝異：一是守經堂亦買《新青年》看；二是成都縣中學一次購買《新青年》等雜誌22元。《新青年》全年定價2元。吳虞感嘆說：“潮流所趨，可以見矣。”
在浙江，新思潮雖在五四之前便進入到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但杭州的其他一些學校“無論什麼雜誌都沒有看的”。《施存統來信》，《新潮》第2卷第2期，1919年12月。新文化刊物在杭州的集中出現，是1919年夏秋以後。杭州一地，在短短半年間，便出版了16種以教師學生為主要物件的刊物，總期數達到120餘卷。
湖南、四川、浙江是全國新文化運動比較發達的地區。即使是這些地區，新文化真正成為“運動”，也是五四以後的事。相對而言，其他地區就更滯後一些。據惲代英稱，五四以後，武漢學生“看雜誌的風氣才漸開”。1920年初利群書社成立後，武漢才有了專賣新書報的場所。惲代英：《利群書社》，《互助》第1期，1920年10月，轉引自張允侯等編《五四時期的社團》（1），第124~132頁。由於書社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