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足以成為公共領域的典範，就是因為王室在君主立憲制成形後，一直是公共和私人領域的互動樞紐；法律不能/不適宜帶動的道德、倫理、國家價值等議題，往往能借用王室成員起居飲食的私人領域推行。從這角度看，英女王內斂的性格就容易理解了：她的角色若被一般政客承擔，政客必會乘機出風頭，將禮儀政治化。假如連王室也像戴妃那樣玩民意遊戲，在女王看來，王室其實是少了存在價值。當國家遇上二戰或9？11 一類危急關頭，政客形象始終難以超然於日常利益，帶領國民的若是他們，未免有欠說服力。王室雖然生活豪華，但其實不能有自己，這樣才能擁有國家的最高象徵權力。起碼，女王一生都是這樣想的。海倫·米勒的演繹掌握了這一關鍵，難得。
喬治三世、維多利亞之後的孤家寡人
不過並非每任英王都如此內斂。伊麗莎白二世這方面的自我設定，比前任都嚴格。以和她一樣在位超過50年的兩位近代國王為例，喬治三世（King George III）被看成最後一位嘗試在君主立憲制操控議會的國王，一生多次指派屬意政客組閣，冊封大量新貴族配合，好惡無可避免地廣為人知。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則和部分首相結成私人密友，公開對19世紀的政治大老格萊斯頓（William Gladstone）表示討厭，經常以此顯示女王尊嚴，至死還以為自己大權在握。他/她們需要性格，因為那時候大英帝國還在擴張，帝國需要鮮明形象的領袖，維繫擴張的連貫性，而且一般國民還不太明瞭君主立憲，政府也要藉助王室的公開態度向鄰國“試風”。換句話說，那時候，君主比現在像政客。但今天英國是收縮中的夕陽，民眾只需王室做非政客行為，伊麗莎白二世就小心翼翼，和任何首相都保持禮貌距離，把一切表態性信件和指令立刻燒燬。有了女王性格分裂的非人生活，英國才毋須總統。
女王最難承受的是她身旁的王室成員偏偏好出風頭，習慣出言不遜，唯有她一人是孤家寡人。就是不算黛安娜，王妹瑪嘉烈（Princess Margaret）公主年輕時以反叛著稱，電影《女王》也有暗示她當年的叛逆；王夫菲臘親王（Prince Philp）經常發表種族主義言論，最愛問非洲領導人是否還用長矛、大洋洲是否還有食人族一類IQ題；王儲查爾斯經常有日記流出市面，最近問世的是對香港迴歸儀式的辛辣諷刺。當她發現國民居然不欣賞她一生的堅持，那份痛苦，是恐怖的。電影說她認真想過退位應是空穴來風，但她任內過得比前任君主都委屈、不人道，也是事實。為了讓職業冷酷的女王人性化而不過火，《女王》引用了世代政治心理學，來說明她心路歷程的轉變。這值得香港政客和評論員參考。
愛德華八世Vs戴妃：世代政治心理學搬上銀幕
根據政治心理學者羅伯特·傑維斯（Robert Jervis）的名作《國際政治中的知覺與錯誤知覺》（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一個人的日後決定最受四類舊事影響：親身參與的大事；青春期到成人階段經歷的群眾事件；對其國家構成深遠影響的歷史現場；有足夠知識去提供另類分析的個案。電影說英女王一生的烙印，都是源自愛德華八世退位的風波。
時為1936 年，伊麗莎白二世只有10 歲，目睹群眾就叔父是否退位掀起激烈爭端，最終意外將他父親喬治六世送上王座，間接導致毫無準備的父親操勞過度，英年早逝。這件事完全符合傑維斯的定義，影響了女王一生，自此她深恐群眾的盲目會影響王室，大概認為叔父不愛江山愛美人的決定十分自私，過分“有我”，何況並不比新任王儲夫人卡米拉美多少的“美人”辛普森夫人，不但曾離婚（違反聖公會教義）、來自美國（丟臉），更公開同情納粹，令愛德華成為希特勒綏靖政策的重點物件，喪失了代表超然國格的資格。女王對戴妃作風的不滿，源自與愛德華八世的比較：在她眼中，兩人都是不負責任的典型，生活越是多姿多彩、性格越是鮮明、見報率越高，她越是看不過去。現在戴妃危機完滿解決，英女王年過80，奪回超過八成滿意度，認受性再度拋離政客，也解決了她自己大半生的世代政治心理情結。正如電影介紹，布萊爾已故母親剛好和女王同齡，他的介入容易令女王相信愛德華八世那一代的事情，和布萊爾這一代的看法實在不可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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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戴妃喪禮到王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