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進攻蘇聯以前，花了兩個月在秘密地闡明德國的目標。在他看來，壓倒一切的目的應該是，“使日耳曼族的德國在今後幾百年不再受到大俄羅斯擴張主義者的壓力。”要做到這一點，就得沿著德國同那個從被肢解了的“大俄羅斯”的非俄羅斯部分毗鄰的東方邊界建立起一道防疫線來，同時還得“建立一個與大德意志帝國結成最緊密聯盟的自由的烏克蘭國”。為此目的，就必須從各方面鼓動烏克蘭的民族主義：必須給烏克蘭的作家、學者和政治領袖“提出恢復烏克蘭歷史意識的任務”；就必須著手在基輔創辦一所“偉大的大學”，同時在這個國家的其他地方設立其他的大專院校；最後甚至還可以利用1918年的“自由烏克蘭哥薩克組織”的殘餘分子來建立一個“烏克蘭政黨”，它將“在德國專員、他的那些烏克蘭顧問和廣大的烏克蘭公眾之間起著橋樑作用”。
羅森貝格在試圖謀求人們接受他這個政策時，得到了他的東方事務部中那個政治司的熱情支援。這個司幾乎全部是由一些俄國通組成的，諸如納粹黨國外政治局東方處前主任格奧爾格·萊布蘭特（後來當了司長）和在蘇聯幹了多年工作的前領事奧托·勃勞蒂加姆（後來當了萊布蘭特的副手）。可是，這個政策只有為柏林東方事務部的官員和佔領區的德國行政官員所接受，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而在這方面，羅森貝格一開始就遭到了一種決定性的挫折，因為希特勒當時決定把德國專員這個職位授予東普魯士的行政長官埃裡希·科赫。他是一個“說到做到的殘忍的傢伙”（戈培爾這樣描繪他）。他的任命得到戈林的大力支援，因為戈林認為他獨具慧眼，決不會放過烏克蘭所能提供的經濟開發的機會。科赫為了報答戈林的支援，在表示非常願意執行作為四年計劃負責人的戈林所給他下的命令的同時，卻極其蔑視東方事務部裡的同僚以及他們研究烏克蘭問題的那種書生氣十足的態度。他象過去那麼誇張地說，他對斯拉夫人的態度是以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一書中所闡明的那些觀點為基礎的，他把所有的東方居民——烏克蘭人、高加索人和大俄羅斯人——全看成是“次等民族”。因此他堅決認為，“決沒有什麼自由烏克蘭”可言；恰恰相反，德國民政機關的宗旨必須是“使烏克蘭人為德國工作，而不是使他們幸福”。他於1943年3月5日在基輔宣稱：
我將從這個國家榨出最後一點東西來。我不是到這裡來散播幸福的。我是到這裡來幫助元首的……。我們確實不是到這裡來佈施靈糧的；我們是到這裡來為勝利創造基礎的。我們是主宰民族，必須始終記住這一點，即最卑賤的德國工人在種族上和生物學上都比這裡的居民要貴重一千倍。
因此，有計劃地迫害烏克蘭知識分子，以使烏克蘭人民喪失他們的領袖，壓制烏克蘭民族主義的一切表現，併為德國的利益拼命剝削農民，這就是科赫的政策。
科赫是1941年8月20日被任命為烏克蘭的德國專員的，雖然他的任命的訊息直到這年較晚的時候才公佈。可是，他還不曾就職，在一些主要方針上就已同羅森貝格大相徑庭了。從理論上說，德國專員是羅森貝格的僚屬，這是希特勒在1941年7月17日頒佈的“東方新佔領區的行政管理法令”規定得十分明確的。然而，科赫在德軍佔領烏克蘭的頭幾個月裡顯然也只是次數有限地光臨過烏克蘭，因為他作為“一個老資格的行政長官”，自詡有權可以直接向元首訴苦，而且事實上，每當羅森貝格向他下達一些不稱他意的命令時，他也就毫不躊躇地去見希特勒。至於羅森貝格，由於他並沒有最終的和完整的權力，甚至在他作為德國部長的固有許可權範圍以內，掣肘也很大。在經濟事務方面，戈林作為四年計劃的總負責人，紹克爾作為徵募勞工的總負責人，都可以管他；在警察事務方面，他得聽希姆萊的指揮，因為希姆萊是黨衛隊頭子，又是德國警察總監，有權直接向所有參與東方地區“安全”行動計劃的黨衛隊釋出命令。他的地位還由於他那個部的各個司長（例如負責經濟、勞工、糧食與農業、林業與木材各司的司長）也在其他政府部門（例如四年計劃、東方經濟事務處、德國糧食與農業部，等等）擔任職務而有所削弱，這些部門不是把能力差的官員調配給他，就是把最得力的人送到他那裡去，以便控制它們特別感到興趣的業務。此外，他自己也犯下了一個致命的錯誤，把政治司同他那個部裡的一些專業部門（即那些處理經濟、勞工等的部門）放在同等的地位上，這就意味著永遠不能優先考慮一些重大的政治問題，而只能讓這些專業部門去處理它們主要關注的、掠奪這一地區的日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