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覆說，德蘇不可能達成諒解，克萊琪的警告純粹是英國的宣傳。
顯然，大島和有田都不相信，德國會蓄意違背反共產國際公約附屬秘密議定書，按照該議定書規定，德國負有義務不得做任何事來改善俄國在遠東的軍事形勢，不得揹著日本和不經日本同意便與蘇聯在政治上達成協議。可是納粹政府偏偏這樣做了。它小心翼翼地把1939年6月至7月在柏林和莫斯科舉行的談判瞞過了日本人，而且這樣做是很有理由的，因為它告訴俄國人說，1926年的柏林條約仍然有效，德國後來並未締結過任何條約將其廢除，德日之間的關係也不是針對蘇聯的。
到7月份較晚的時候，日本政府對於甚囂塵上的德蘇即將修好的謠言顯然感到了不安。7月19日，日本駐柏林大使館參贊宇佐美拜會了德國外交部中職位與之相當的韋爾曼，“十分執拗”地詢問了德國同蘇聯的關係。宇佐美特別提到《新聞紀事報》上的一篇報道，說德蘇互不侵犯協定正在談判中，德國將派遣重要官員去莫斯科。韋爾曼回答說，這個訊息“純屬捏造”，他說，柏林和莫斯科之間的會談只不過是為了促進經濟關係罷了。宇佐美表示有點擔心，唯恐德國會把它已公開聲稱無法供應日本的某些型別的機器轉而供應蘇聯。但是宇佐美顯然相信對方所說的並未舉行任何政治談判，並且建議，應由德國駐東京大使館作出否認，以支援日本駐柏林大使館已經發出的報告。
直到初步談判已告結束，裡賓特洛甫即將赴莫斯科時，這層帷幕方才揭開。大島說，“在8月20日或20日前後”，裡賓特洛甫打電話通知他，德蘇協定即將締結。大島講，他回答說，這樣做是違背反共產國際公約的，是極端背信棄義的行為。但據當時擔任裡賓特洛甫的機要代表與大島打交道的海因裡希·施塔默爾說，是他“在事情談妥後”奉裡賓特洛甫的命令將訊息透露給大島的，並說，大島顯得極為惱火。
對於日本政府來說，這個訊息宛加晴天霹靂，東京方面沒有作出什麼努力來掩飾其驚慌和痛苦。德蘇協定締結之日，正是日蘇兩國軍隊在諾門坎激烈戰鬥之時，這個協定看來能使蘇聯在這個關鍵時刻騰出手來傾其全力對付日本。這個令人驚恐的可能發生的事雖然沒有真正發生，但是這個協定無疑是使日本人忍氣吞聲並承認在爭議的地區戰敗的一個因素。日本人認識到，德國使他們丟了臉，把他們出賣了。木戶侯爵（當時擔任日本內相）在8月23日聽到了這個協定，他在日記中記下了他對這樁他認為是極端背叛的行為所感到的驚訝。
在德蘇互不侵犯協定公佈以後，日本外務省人士說，這件事並不特別令人感到意外，因為當日本先前表示不願同軸心國結成軍事同盟時，德國就已揚言要採取這樣一個行動。但這只不過是企圖保全面子罷了。因為，日本的公眾固然不知道德國已經違反了特定的條約義務，可是在他們看來，反共產國際公約意味著德日進行合作反對共產國際的老家蘇聯。然而這時德國甚至不屑於費點口舌同日本商量一下——象日本首相承認的那樣——就同蘇聯締結了協定。因此十分明顯，德國已拋棄了日本，使日本在世人的眼中顯得滑稽可笑。德國曾反覆談論要“加強反共產國際公約”，而這時那個公約實質上卻變成了毫無價值的一紙具文。
因此，日本報刊的評論是非常激烈的。它譴責德國背信棄義，破壞了“反共產國際公約的基本精神”。《都新聞》（8月27日）說，“根本不必再討論與德國結成軍事同盟是否可取了。”對日本來說，假如它能一直堅持這種主張，那倒未始不是好事。
與此同時，德國人一直在試圖撫慰日本人被傷害的感情。8月25日，德國駐東京大使奧特拜會了有田，向他解說德國同蘇聯締結這個協定的理由。奧特根據指示，著重表明了德國想同日本保持友好關係的願望，並強調德蘇和解對日本的好處，因為這將使德國在幫助穩定俄日關係時發揮有力的影響。有田不願討論這件事，他把當天發給大島的一項指示的複本給了奧特。這項指示命令大島“通知德國政府，日本政府認為德蘇互不侵犯協定的締結，最終中止了日德之間目前就與義大利締結三國公約而舉行的談判”。大島還進一步宣稱，德國的行為嚴重地違背了德日反共產國際公約附屬秘密協定，日本政府對此提出嚴重抗議。
日本的抗議有一段奇怪的經過。白鳥聽到這件事後，打電話給日本駐柏林大使館，勸大島不要交出這份抗議照會，同時卻要求有田透過奧特去提出抗議，“因為我覺得要大島君這樣喝下滾燙的開水，未免太殘忍了。”但是大島在8月26日已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