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則把德國的所有這些機構完全廢除了。
斯大林在演說的這一部分中答覆了德國宣傳機構向全世界發出的假革命或半革命的號召。他否認社會主義與富豪政治對立的說法，儘管這種說法以前好多年一直是蘇聯宣傳中的特點，而且戈培爾還曾借用這種宣傳去達到他自己的目的。斯大林把這次戰爭說成是反動派（“實際上，希特勒政權是俄國沙皇時代反動政權的翻版”）與民主政治之間的鬥爭，他承認西方國家也在自己這一邊，認為它們至少具有基本的民主權利。列寧時代在布林什維克的圈子內曾經把愛國主義看作資產階級的迷信，可是現在愛國主義則受到了讚揚。斯大林甚至把沙皇政權下的愛國英雄拿過來，正式加以美化。這些人從俄國統治階級的走狗忽然一下變成了適合於鼓舞紅軍士兵們的人物了。
一場為這樣一些目的而戰的戰爭，不會挫傷英美的感情。但是還有一個問題從一開始就為俄國統治者所注意。他們希望這些新盟國同意讓他們併吞邊境上的那些地方——波羅的海國家、波蘭東部、比薩拉比亞。這些地方是住1939…1940年作為同希特勒聯盟的副產品而獲得的。但是這個問題不可能很輕易地就同西方國家達成協議。斯大林並不準備放棄他的要求，但是他極為審慎地不公開提出這項要求來。事實上，他在演說中採取了一種稍為不同的策略。如同我們所知道的那樣，蘇聯於1941年9月正式簽署了《大西洋憲章》。這種姿態是可以用來消除西方公眾的不安情緒的。當納粹正深入俄國領土，而且就最近的將來而言，整個問題也還只是紙上空談的時候，斯大林滿足於私底下提出他的要求，而並不施加壓力。
如果有人提出這樣直率的一個問題：斯大林和他的顧問們相信這場戰爭是為他在演說中所說明的那些目的而戰的嗎？答覆必然是否定的。斯大林根本不相信西方的民主政治。他和他的共產黨員同志們唱的所謂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民主政治的虛偽性的那種老調唱得已經太久了。不過，斯大林滿足於暫時堅持他所制定的認為可以用之於國內外以取得支援的最有效的宣傳方針。蘇聯同西方資產階級國家聯盟，系出於它所處的情況的需要；如果最後資本主義者同社會主義者之間無可避免的衝突不得不發生，那末，它反正會發生的。這時候，西方的援助極為重要，去作什麼危害到這種援助事情，那將是愚蠢的。等局勢改變時，將有充分的時間使蘇聯的政策按照情況可能指引的任何方向改變。
如果上文所述恰當地說明了1941年最後幾個月內蘇聯領袖們對英美的態度，那末，還應該記住，根據理論，可以很容易就能證明這種行為是正當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陣營內部利害關係的衝突，已使它們對蘇聯的包圍破裂了。只要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比較軟弱的地位有所需要，那末，盡力保持這種破裂基本上講是明智的。至於蘇聯是同“誠實的人”還是僅僅同目光短淺的“資本主義者”結成了盟友，這將由未來事態的發展去決定了。
權力集中於斯大林身上，這是蘇維埃制度最為突出的特點。事實上，同任何別人進行談判都是不可能的，因為只有斯大林才有權作出有約束力的決定。甚至級別很高的軍政人員未經斯大林授權，也都不願意講或做任何事情。結果，俄國政府低階官員同西方國家的代表在交涉中出現的那種麻痺狀態，往往令人非常生氣，這對於他們之間合作的順利開展的確毫無幫助。另一方面，最高階的磋商處理起來卻異常敏捷，儘管斯大林所作的讓步，事後常常由於下屬沒有把協議付諸實行而被取消了。
然而，斯大林的權力確實是有限度的。有些西方觀察家便認為他實際上主要是看不見的政治局的發言人，而不是一個完全可以獨立行動的人。的確，最絕對的權力都會有限度，這是人類事務中所固有的。一個獨裁者在某些意義上始終是他的下屬的俘虜，因為他要靠下屬提供情報，他的決定也要靠下屬去執行或不執行。還不止此，斯大林似乎採用了向他左右的人徵詢意見的辦法。只有在聽取了各種爭論及建議之後，他才作出決定。因為決定並非完全出自斯大林的頭腦，而是把他的顧問們發表的意見和態度也考慮在內，然後再作出選擇或者加以折衷的，所以，斯大林的行為可能至少部分地反映出政治局、他的將領們，或外還有其他的同僚們的影響，這種推測也許是恰當的。
但是，政治局及軍隊的最高統帥部都是斯大林的奴隸，這也是事實。在1939年以前的那幾年裡，他有系統地殺掉或除去那些膽敢以某種方式反對他的領導的人。當戰爭臨到俄國的時候，斯大林個人的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