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們現在知道，那幾個月內，德國人主要考慮的是計劃中的入侵俄國。顯而易見，伊拉克戰火爆發時，德國人並沒有做好協助拉希德·阿里的任何有效安排。如果德國人當初從希臘把可以調動的全部空軍立即支援而不是從事於征服克里特島的話（5月15日到31日，包括初期的空中轟炸），那末，英國人恢復伊拉克局勢的可能性是很微小的，哪怕是那些真正到達的德國飛機因為當地航空汽油的缺乏而受到掣肘。但是，希特勒的視野侷限於歐洲，他此刻正全神貫注於即將發動的入侵俄國，他曾想在德軍進抵馬塔潘角後，就停止巴爾幹戰役，頭腦裡當然不是從伊拉克出發來考慮問題。因此，德國同維希法國關於利用近東各國設施的談判一直要到拉希德·阿里發動政變後四個星期方才開始，而且裡賓特洛甫於5月13日會見墨索里尼時所說的話顯得相當謹慎小心：“如果＇從敘利亞或土耳其啟運的＇大宗武器能運抵伊拉克的話，把空運部隊調入該地區才有可能。”儘管沒有直接的證據，但看來德國在1940…1941年冬向拉希德·阿里提供支援的建議，很可能同這個計劃有關：佔領直布羅陀並將英國人從當時正在受到雷德爾海軍上將進逼的地中海趕出去；後來即使由於希特勒決心進攻蘇聯而佛朗哥將軍的態度又是暖昧不明，這個計劃只得作罷，但韋維爾在西部沙漠發動攻勢，義大利軍隊潰不成軍，為了分散英國在中東的資源實力而慫恿拉希德·阿里行事，無疑仍然是有吸引力的一著，隨著拉希德·阿里在1941年1月底建立獨裁統治的嘗試失敗後，外交主動權暫時轉到英國人手中；我們看到，儘管他們沒有立即以軍事力量支援這個主動權，但康沃利斯的任命以及艾登在3月份對陶菲克·蘇瓦伊迪的態度使拉希德·阿里分明察覺，他再也不能坐失時機了。4月1日到2日的政變同德國人的入侵南斯拉夫和希臘，同隆美爾在昔蘭尼加的攻勢，究竟配合到什麼程度，現在還不得而知；但看來政變和哈巴尼亞之圍都是拉希德·阿里被迫採取的行動，前者迫於康沃利斯的到來，後者迫於印度旅的登陸，而不是一個“宏偉計劃”的組成部分。總之，沒有證據可以表明德國人對伊拉克這次暴動所持的態度，除了把它看作是一個牽制性的可乘之機以外，還另有企圖；已經弄清楚的一點是，遲至希特勒發出5月25日第三十號命令的時候，伊拉克人之所以受到鼓勵，只是為了他們具有同英國人搗亂的價值，好讓德國人放手入侵蘇聯。
從歷史的角度看來，整個事件給人留下的印象是，當時的形勢比參與其事的人起了更大的推動作用。伊拉克的政界人士虔誠企求泛阿拉伯獨立，不管他們及在其鄰國中和他們同樣的人的願望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種過度的、長期受到挫折的貪得無厭的表現——“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對物質利益的追求，而是一種得寸進尺的精神病態”。他們希望在戰爭的壓力下強迫英國和法國承認巴勒斯坦和近東各國獨立，但是到1940年9月還沒有結果：維希法國仍然恃強行暴，壓制近東各國的民族主義者；那時，由於1939年的巴勒斯坦白皮書而在國內和美國受到猛烈攻擊的英國政府也難以同意對阿拉伯人再作讓步。以努裡和攝政為首的伊拉克溫和派，雖然感到失望，但仍願意暫時維持現狀，以便等待新的機會來提出阿拉伯問題；可是拉希德·阿里和極端分子的視野，在西面僅以伊斯坦布林為限，他們根本無法理解在全世界進行的這場鬥爭的規模，也不理解在這場鬥爭背後的種種問題，因此他們就迫不及待地轉而向德國人求援。由於他們的無知和自大，他們也可能當真認為不是他們把自己縛在希特勒的戰車上，而是在他們自己的鬥爭中把德國人拉過來作為盟友。就這樣，他們被捲入“行動主義”的漩渦中去，在這個漩渦裡，隨著伊拉克的每個行動，英國馬上採取反行動，如此迴圈不已，越來越帶有必然性；雙方都不信對方的決心，而伊拉克人又對軸心國的物質支援過於相信。
第四章 近東各國的“解放” 1941年
法國在敘利亞和黎巴嫩將近二十年的統治繼續了十九世紀的工作，那就是把這兩個國家的經濟和文化從破落中振興起來，法國曾在其中起過主要作用。馬末婁克王朝和奧斯曼帝國在許多個世紀之中失於治理，致使這兩國落到這般地步。儘管發生過1925年到1926年間的叛亂，法國的統治還是保持了一個社會安寧的狀態，因而人民的生活水平能有機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洗劫之後復甦。
然而，無論取得怎樣大的經濟進展，這個進展還是滿足不了居民中那些積極從事政治活動的一小部分人的慾望，因為他們志在爭取政治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