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的，是不是也那樣表裡一致，直到1954年動手寫本書的時候，他們還沒有找到這一問題的答案。
其時，雙方都還是繼續使用“解放”這個詞，不過含義則截然不同。含義不同是客觀存在，恐怕也只有在這一點上雙方是沒有分歧的。在這種情況下，歷史學家就只好避免使用“解放”這一有爭議的詞，而代之以“重新組合”這樣涵義明確、不致有何爭論的字眼。不管人們所說的歐洲“解放”真相究竟如何，從1942年秋天“希特勒的歐洲”開始走上滅亡的道路起到1946年末，這段時期內歐洲確實發生了一次“重組”，則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在這一時期之初，那個地區還是一個單一的軍事、政治和經濟集團，被強行統一於一個歐洲大國的統治之下；而到了這一時期之末，那個地區的政治結構卻已擺脫了德國的控制而“重新組合”，按不同的格局和不同的規模，納入了另一種政治結構。到1946年底，西歐加上希臘已組成了一個新的超國家集團，其中心在歐洲之外的北美，而東歐除去希臘，則組成了另一個新的超國家集團，其中心同樣也在歐洲之外——即在俄國。顯然，歐洲的這一重新組合是一件具有世界影響的國際大事。
在1942年到1947年之間，歐洲就這樣被劃分為一個俄國勢力區和一個英美勢力區，中間的那條分界線，同過去就有的那條分界線——不是軍事、政治上的分界線，而是一條社會、文化上的分界線——頗為吻合，雖然還不是百分之百地吻合。有一些歐洲國家，中產階級人數多，能力強，力量大，議會制政治穩固而有效，這類國家多半在英美勢力區裡，而另一類歐洲國家，中產階級人數少，沒有經驗，軟弱無力，議會制政治同當地傳統格格不入，徒具形式，這類國家則大都在俄國勢力區內。不過，俄國勢力區卻也包括芬蘭和捷克斯洛伐克兩個“西方”式的國家，而在英美勢力區也有兩塊地方是“東方”式的，一處是希臘，另一處是義大利南部。歐洲新的軍事分界線和老的文化分界線之間這一區域性的不吻合情況，本來也許是可以有助於彌合蘇聯與西方之間的那條正在迅速重新擴大的鴻溝的，要不是種種不利因素湊合成一股勢不可擋的力量，把這種劃分上的交叉現象所可能起的調和作用都抵消了的話。
二、蘇聯勢力區內人口的強迫遷徙
自從宗教戰爭結束以來，在歐洲的天主教和新教地區，由戰爭引起的國界變動就不再伴隨著人口的驅逐或交換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締結的和約中，歐洲國界重劃的規模遠遠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情況，但當時的政治家們並沒有想到要強迫居民遷徙，以便使各民族的地理分佈符合於各國邊界的新格局。即便是從1888年起由德國當局安置在波森和西普魯士的那些德國移民，他們當初遷來時佔用的土地都是從波蘭族的土地所有者或佃戶那裡強行奪取的，在波蘭國家剛一重建而著手把他們趕走時，他們還是從國際聯盟那裡得到了一些保護。巴黎和會不僅對驅逐少數民族的做法不予縱容，甚至還採取國際條約和宣言的形式，用法律制裁的辦法，來支援少數民族應得的道義上的權利，從而盡了最大的努力，使少數民族在佔多數的異族人統治下生活還能過得去。
1922年，當土耳其境內信奉基督教的希臘族和亞美尼亞族的少數民族，由於希土間一場“戰後之戰”的災難性結局而被趕出安納托利亞和東色雷斯時，西方輿論很不願意預設這一既成事實，更不願意贊同其邏輯上的必然後果，即規定讓希臘境內的穆斯林少數民族按對調辦法遷至土耳其，並把遷出一方不得不遺留下來的財產沒收歸公，作為給予另一方的補償。對於這樣一個在西方看來極不道德的野蠻行徑，西方之所以就這樣容忍了下來，其聊以自慰的一個想法是，發生這一野蠻行徑的地點是近東，在那裡，這類野蠻做法不幸還沒有被廢棄。西方的人們顯然認為，象希土“人口交換”（對這件事的委婉的說法）那樣的事是絕不可能在西方世界發生的，就西方世界而言，1685年取消南特敕令後胡格諾派教徒被逐出法國一事，要算是這類突出的野蠻做法的最晚近的一個例子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大戰以後歐洲人口大規模強迫遷徙的事實，不幸完全粉碎了西方的這一樂觀的期望。誠然，在德國崩潰後的英美佔領軍和俄國佔領軍的分界線以西，第二次大戰後同第一次大戰後一樣，並沒有德國人或其他任何哪一國人被強迫遷徙，這是西方世界的可嘉之處。可是在另一方面，截至1947年7月1日為止，在奧得…西尼斯河線以西的德國領土上所收容的來自該線以東的德國人，卻已超過了九百五十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