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也許已接近一千零五十萬人。這些人都是從匈牙利，從捷克斯洛伐克，從德國東部實際上已經併入蘇聯和波蘭的那些地區逃亡出來或被驅逐出來的。其後，從德國東部沒有被吞併掉的那部分地區也即蘇佔區裡還源源不絕地有德國難民流出來，使流落在德國西部的德國人人數續有增加。在那裡也還有不少非日耳曼族的流亡難民——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立陶宛人、白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哥薩克人、甚至還有一些“大俄羅斯人”——其中一部分是戰時被納粹押送到德國做工，戰後不願返回業已落入蘇聯統治下的家園去的，也有一部分是在蘇聯軍隊西進時望風逃入西方佔領區的。這類難民中，僅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和立陶宛人就估計有三十萬人左右。
這場移入德國西部的二十世紀的“民族大遷移”，是東歐居民被迫離開家鄉的結果，此種現象發生於西方佔領區與蘇聯佔領區的分界線以東，其規模之大是史無前例的，在舊世界這一地區的民族分佈圖上所引起的變化，也是公元375…675年左右的“民族大遷移”以來所未曾有過的。
從中歐、東歐和俄國戰前的民族分佈圖上，可以看出歷史上一股向東推進的征服和殖民的潮流的痕跡，從公元772年查理大帝對萊因蘭和易北河間異教的大陸撒克遜人發動第一次進攻時開始，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最後一個世代，最後一批德國移民遷居在波森和西普魯士原由波蘭人居住的土地上，這股潮流還沒有止息。根據1939年大戰爆發前夕的民族分佈圖來看，可以看到有三股人口東侵的浪潮連在一起，一股是日耳曼人的浪潮，衝向立陶宛人、波蘭人、捷克人、馬扎爾人和斯洛維尼亞人；一股是波蘭人的浪潮，衝向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還有一股是烏克蘭人和大俄羅斯人的浪潮，衝向克里米亞半島和黑海以北大草原上的土耳其人，衝向伏爾加河流域和烏拉爾山區的土耳其人和芬蘭人。每一股浪潮都激起了一些浪花，飛濺到浪峰的前頭，有時竟老遠的飛在前頭——這就是由最早的移民所開闢的孤立飛地。例如，在愛沙尼亞、拉脫維亞、東普魯士、波蘭西部、斯洛伐克、匈牙利的奧爾弗爾德平原、特梅斯瓦爾…巴納特、特蘭西瓦尼亞、布揚克（比薩拉比亞的東南部）等地區都有過日耳曼移民的飛地；甚至東至伏爾加河，在薩拉托夫附近也有過一個日耳曼人的移民區，橫跨該河兩岸，人數在十九世紀達到高峰時曾有六十萬左右。在科夫諾、維爾納和利沃夫等地區則有波蘭移民的飛地。而在烏拉爾河、額爾齊斯河、阿穆爾河、烏蘇里江等沿河一帶以及日本海海濱的符拉迪沃斯託克則有大俄羅斯人和哥薩克人的飛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俄國人的那股浪潮仍還存在，而且還在向東推進，波蘭人和日耳曼人的浪潮則已消失了。
日耳曼人的浪潮從奧托一世在位時起持續到現代，算起來已不下一千年。一千年來這股浪潮一直侵佔著斯拉夫人的地盤而不斷推進，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卻在希特勒本人的命令下第一次作了後退。1939年，波蘭的軍事抵抗垮了臺，兩次大戰間的那個波蘭國家被德意志第三帝國和蘇聯兩家瓜分之後，希特勒即同蘇聯政府商定，從蘇聯新的西部邊界以內的蘇方領土上，把所有的日耳曼族居民統統撤走，這個範圍包括三個波羅的海共和國，加上兩次大戰間的波蘭領土中居民屬白俄羅斯族和烏克蘭族的東部各省。就這樣，大批日耳曼人被迫遷離了他們在東歐的家園，其中有一些是從十三世紀起就世世代代住在那裡的，希特勒命令這批人重新定居在已被他併入德國版圖的那塊波蘭族聚居的領土的東南邊界上，其用意是用他們作為一道“人堤”，掩護這道堤壩西北後方的那塊波蘭族聚居的領土，以便逐步使其日耳曼化。由於一個日耳曼族獨裁者的教條主義政策而不幸受害的這些日耳曼人，還沒有來得及在波蘭完全安頓停當，向西作最後進軍的俄國軍隊就趕了上來，於是這些人又不得不再次遷移——這一次，是遷入德國西部。
最大的一支德國難民隊伍來自東普魯士以及奧得…西尼斯河線以東的德國本土，計約七百五十萬人。當丘吉爾決定同意以那條大致與波蘭族聚居地區東部邊緣相符的“寇松線”作為蘇聯和波蘭之間的戰後邊界時，他的心裡其實也已經同意可以用一部分德國土地來補償波蘭的領土損失，藉以安置從寇松線以東地區流散出來的多達三、四百萬的波蘭族難民，這塊德國土地的面積應儘可能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