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認屬於法國當局所有的權力，這種行徑於法無據。英國除以武力賦予權力以外，別無任何權利可以剝奪法國當局的權力並將其移交給其他不論是什麼樣的任何政權。
最後，預期將來發生混亂並規定英軍司令對肇事有責的任何人都將採取行動的那句話，巴黎把它看作英國打算在其他地區下逐客令的新措施的序曲。有鑑於此，英國政府似乎正在為它本身進行接管作好準備。
敘利亞和黎巴嫩的總理和外交部長於6月21日舉行會議後宣佈：
兩國政府同意採取一項共同政策，旨在實施阿拉伯國家聯盟理事會的決議，解除兩國政府中在職法國官員的職務，為撤出敘利亞和黎巴嫩的所有法國軍隊並由兩國政府接管仍在法國人指揮下的特種部隊而努力。
兩國政府利用這次會議機會重申它們的決心，決不授予任何大國任何特許權或特殊地位。
法國駐近東代表團中的一個成員奧斯特羅洛格伯爵，這時由巴黎帶了建議回到貝魯特，法國政府於7月7日宣佈：
經決定，由於歐洲戰爭結束，同意敘利亞和黎巴嫩的要求由它們組織一支國家軍隊，因此將在當地招募的、原由法國人指揮的部隊移交給敘利亞和黎巴嫩政府。關於移交細節，將於四十五天內作出規定。
據英國方面報道，這是法國人單方面作出的一種姿態，企圖開啟尚在堅持中的僵局，因為黎巴嫩人和法國人之間雖然舉行過一些商談，但是敘利亞人拒絕同他們建立任何聯絡。看來兩國政府都在堅決執行阿拉伯國家聯盟理事會的決議，在法國交還兩國認為屬於它們的一切之前，拒絕進入任何正式會談。另一方面，7月11日《世界報》的社論宣稱：
法國由於表示了它能同敘利亞和黎巴嫩達成直接協議＇原文如此＇，從而排除了第三者干預的一切藉口。現在應該毫無困難地消除同英國的爭論：這種爭論業已基本上轉到我們沒有英軍支援能否維持秩序的問題。而同敘利亞和黎巴嫩達成協議就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
經宣佈，營房和軍事設施已於7月20日開始移交；兩國政府將於25日接管軍隊。那天宣佈了英軍總司令和法國總代表之間達成的協議，根據這個協議，法軍將從敘利亞內地撤退，但目前仍將留駐地中海沿岸和黎巴嫩；法國還將保持某些機場的控制權。這一協議純屬臨時性質，決不影響以後有關從敘利亞和黎巴嫩撤退外國軍隊的決定。
因此，導致敘利亞危機的各種因素基本上同1943年引起黎巴嫩危機的那些因素是一樣的，不同之處，是由於法國政府已回到巴黎，戰事已近尾聲，敘利亞民族主義者追求完全獨立的心情更為迫切，而法國人則更為自負，這些情緒使雙方比1943年更易於各趨極端。至於英國，那個可怕的人物斯皮爾斯，已由職業外交官特倫斯·肖恩接替；但是由於斯皮爾斯在公開演說以及在英國著名報紙的文章中繼續發表他的強硬觀點，而且只要英國軍隊仍駐在近東國家，即使英國駐貝魯特公使在外交上完全正確，也不能減輕法國的懷疑。《經濟學家》的文章中，一方面沒有放過斯皮爾斯的那種“放肆態度”和“各地許多英國官員對法國人所抱的那種所謂敵視態度”，另一方面也很重視“法國輿論的極端敏感性和法國領導人那種多少有些失常的態度”。事實上，這兩次危機主要要由戴高樂本人負責。不是說在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盛行的高潮中，最明智的政治家有可能挽救法國的委任統治權；但對一個更富有現實主義的人來說，處在人類歷史上這個瞬息萬變的時期，至少不會幻想：自流產的1936年敘利亞草約簽署以來，近東的時代是特殊的一潭死水。當法國社論作者正津津樂道地記敘埃及和伊拉克民族主義者已在鼓動修訂戰前同英國所訂條約的時候，戴高樂卻認為吃了敗仗和失去信任的法國，這時候是能夠達成同樣地限制敘利亞和黎巴嫩完全獨立的條約的，倘此路不通，也可以迫使英國把它在中東的全部權益拿到國際會議桌上來談。戴高樂作此設想，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促使法國不讓步的一個重要因素恰恰在於法國勢力的衰落，這種衰落，毫無疑問又是由於法國政府所在地和近東之間的通訊效能受到影響，使法國的官方情報往往不足為信，而這種不可靠的情報於是又不得不由負責官員們以謊言搪塞來加以“支援”。
到1944年，對英國人來說，近東作為一個作戰基地的重要性日益減少而居於次要地位，所以這時英國人轉而鼓勵簽訂一項條約，使法國人獲得類似英國人自己在伊拉克所獲得的那種地位；但這種解決辦法顯然已落後於形勢了。敘利亞民族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