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則是晚近歐洲人移居海外的產物。聯合王國是基督教佔優勢的國家，愛爾蘭則是天主教佔優勢的國家，加拿大有半數的天主教，澳大利亞有四分之一是天主教，而印度和緬甸是非基督教佔壓倒優勢。緬甸以小乘佛教徒佔優勢，而英屬印度幾乎包括了世界上為數極多的印度教徒的全部（除荷屬印度的巴厘人外），但它又是一個為數眾多的穆斯林少數民族聚居的國家，致使英屬印度在人數上成了世界上主要的印度教國家，又是主要的穆斯林國家。在南非聯邦，赤道非洲血統的黑種移民在人數上約以五比二的比例超過了歐洲血統的白種移民，而黑非洲的其餘部分則全都擠在它的北部邊界，併為南非聯邦繁榮富裕所倚靠的礦山提供了勞動力，因而它的種族問題十分嚴重，相形之下美國的種族問題只好算兒戲。
聯邦中的不同民族當初同英王國結成政治聯盟的歷史情況極不相同——這同1939年的政治局勢很有關係——所以它們目前對待這些既成事實的態度也很不一致。蘇格蘭是出於自願並且是在平等的基礎上同英王國結成政治聯盟的。此種關係又終於擴大到一度是獷悍的操蓋爾語的蘇格蘭高地人以及溫文莊重的講英語的蘇格蘭低地人。幾個倖存的由印度人自理的印度邦，在同印度的英政府談判結成的保護關係條約中，也同樣有某些自由，只是實際上不很平等。英國入侵者征服紐西蘭的毛利人，倒沒有留下不幸的後遺症，政治上的宿怨或種族間的緊張關係都沒有，不過英國和毛利人的幾場惡戰距離1939年還不到一百年。與此同時代的但打得更兇的英國…錫克戰爭，結局也幾乎是同樣圓滿的。另一方面，英國進行的其他征服——不論是近代或古代——所產生的政治和心理影響直到1939年還在積極起作用。1902年征服兩個南非荷蘭人共和國、1885年征服上緬甸王國、在十二世紀到十七世紀之間征服當時還是野蠻部落的愛爾蘭，這些，既沒有為英國侵略行為受害者的後裔所忘懷，也沒有為他們所寬恕。在孟加拉以及在後來取得的、成為英國治理下的印度的那些邦，隨著一代新人的成長，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也開始表現了類似的情緒，不過稍遲而已。這一代人，對於自奧朗則布皇帝去世直到英國統治全面確立期間折磨著印度的無政府狀態不再有任何感性知識，甚至也沒有從他們的父母那裡聽說過。印度穆斯林教徒的祖先曾經對英國人感恩戴德，因為是英國入主印度才使他們免遭印度教徒的復仇之禍，但在1939年，他們卻更感到在英國統治之前印度是由穆斯林統治的。而印度教徒的祖先也同樣是由於英國入主印度才免遭馬拉塔教友們把他們從穆斯林統治下接過去的厄運。但到了1939年，印度教徒卻只知道要不是當時英國不合時宜地插手干涉，那個搖搖欲墜的穆斯林統治很可能便是以一個印度教徒的統治來繼承。至於法裔加拿大人，他們倒不象荷裔南非人那樣對他們的英國征服者懷恨在心。他們承認並感到聯合王國政府在征服結束伊始便發現的寬大。聯合王國政府當時保證他們可以自由信仰天主教，並實施法國法律。可是，法裔加拿大人雖然同他們操英語的同胞享有完全平等的自治權，但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這兩部分加拿大人之間一直存在著隔閡。在1939年，法裔加拿大人象荷裔南非人、南愛爾蘭人、緬甸人和印度人一樣，仍然流露出一種被征服者的後裔的情緒，抱著典型的病態心理，一心只貫注於他們自己教區裡的政治，顯然沒有注意到當時那些震撼世界的事件已使他們那點小天地裡的家業瀕於危險。
由於各種不同原因，此種以自我為中心的特徵，當時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存在於英聯邦的大多數成員國中。在先前被征服的民族中，那是因為過去被武力強迫才加入英聯邦的歷史經歷在心理上留下的後果。而在那些晚近才由歐洲移民成立的成員國中，則也產生了迷戀過去的感情——這在美國和溫和的南美“ABC”共和國。也同樣顯而易見——在一個新國家裡對創業的先驅者往往會產生此種感情。操英語的和操法語的加拿大人是這樣，操英語的和操荷蘭語的南非人也是這樣，都強烈地希望由他們自己去培育他們的那些嫩芽初綻的花園。在澳大利亞，同樣的感情——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甚至更為強烈，原因是澳大利亞在更大程度下暴露於日本旭日的驕陽照射之下。紐西蘭的處境儘管同樣不安，它卻採取了相反的路線：加強同聯合王國的關係，並主張透過國聯這個機構有效地貫徹集體安全原則。至於操英語的加拿大人，儘管他們以自己是英聯邦的成員國而自豪，並因此而在西半球佔有特殊地位，但他們卻和他們在美國的北美洲鄰人們一樣，傾向於認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