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有權利保持不捲入歐洲紛爭的巨大自由權。至於澳大利亞人和紐西蘭人，如要取得與加拿大人同等程度的安全而無需害怕來自亞洲的侵略威脅，那就談不上是一種固有的權利，只能說是遙遠的願望，因此，他們充其量只能自我安慰，徒勞地希望日本在侵略中國之後會適可而止，不至於慾壑難填。在此同時，某些印度和緬甸的民族主義者所抱的希望則與此相反。他們惶惶然既同情於在中國受帝國主義之害的亞洲同人，也贊成另一些在日本的亞洲同人，因為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如果證明為它向統治亞洲各族人民的歐洲主人進攻的前奏，那末這次侵略是可以寬恕的。這些頭腦發熱而又目光短淺的印度和緬甸愛國者看不清日本給予的“解放”到頭來很可能竟是亡國的同義詞，而對中國作為懲處所施行的那一套又很可能作為獎賞而施之於他們。
當然還有一些更理想和更有說服力的同樣考慮也在發生作用。特別是在愛爾蘭和南非，有一股強大的思潮（也影響著聯合王國）認為，凡爾賽條約是戰勝國不公正地強加（用希特勒的話來說是“強制命令”）於戰敗國的，因此，前戰敗國為解脫此種束縛而作的任何努力都是值得同情的。尤其是南非，此種思潮使他們認為，如果要使英聯邦團結一致抵抗納粹德國，那就有必要把它說成是不容爭辯和不容置疑的侵略國家。1936年3月，當德國重新軍事佔領萊茵蘭時，如果聯合王國願意的話，它本有可能在沒有各自治領合作的情況下采取行動；但是，一旦德國全力重整軍備——特別是英國最易遭受襲擊的空軍裝備——聯合王國如無各自治領的支援，就難以向德國挑戰了；這便促使聯合王國在制訂政策方面，要認真考慮各自治領對納粹撕毀1919…1920年和約的態度。眾所周知，各自治領的態度在1937年英帝國會議的討論中已都明白表現。聯合王國政府還必須考慮加拿大所堅持的態度，它認為英聯邦不該再次參加戰爭，除非是為了更甚於英聯邦利益的事業（“利益”二字是傳統的狹義用法）。1937年1月25日，麥肯齊·金在渥太華下院宣告說，加拿大“不一定僅僅因為我們是英帝國的組成部分而必須捲入英帝國其他部分可能參加的任何戰爭”這一宣告主要說明加拿大輿論對此是滿意的，尤其是法裔加拿大人，因為用麥肯齊·金自己的話來說，只有為“反對惡勢力”而戰的任何戰爭，加拿大人才參加。
1939年普遍存在於海外自治領、印度和緬甸的這些形形色色的態度和政策具有一種共同的作用，即對聯合王國為集體安全事業而堅決反對侵略並甘冒戰爭風險的一切打算起了抑制作用。聯合王國內部有一些為自己打算的政治集團，它們總是傾向於綏靖而不想反對侵略者。它們在自治領的類似思潮中正好找到了一種可喜的理由，用羅斯福總統的善於表達的話來說，便是“義不容辭”地把迫切而棘手的外交政策問題交給合夥人約金斯，其冠冕堂皇的藉口則是為了要保持英聯邦團結一致。
也許在有一點上——而且是主要的一點——1939年聯合王國的絕大多數人民是非常真心誠意地團結一致的，不但聯合王國的人民彼此之間是這樣，而且各個自治領、美國以及從法國、瑞士、低地國家一直到斯堪的納維亞的西北歐大陸國家的絕大多數人民，也都是這樣。此時各國人民在道德上和社會上業已發展到這樣一個階段，即不再認為戰爭是必然的事，而被看作是與文明生活不相容的野蠻行為。在一個依然為戰神惡夢所侵擾的時代，西歐人民同具有六千年之久的軍國主義傳統斷絕，這正是自俾斯麥一代人以來的第二帝國和第三帝國的製造者所估計到的情形。如果他們自己能在這關鍵性的轉變時刻，成功地保持易北河以東的普魯士人軍國主義化，並使其餘的德國人照他們的模式軍國主義化，那麼德國西方諸鄰國的過早的博愛化還能不把世界的統治權交給德國掌握嗎？
西歐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夕，如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一樣，面對的是德國人的此種估計，還有折磨人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限度問題。假定——一個未經證實的假定——和平總是能以這樣或那樣的代價購得的話，為了保持和平，所應準備付出的代價的限度（如果還有限度的話）又應如何規定？為了避免戰爭的野蠻罪惡，他們是否應該準備犧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犧牲領土，而只有到了要將鄰居送入狼口之際，才加以限制呢？此種行為的準則固然有著威爾遜式的高風，但也是空前的堂吉柯德式的。或者，他們——即便是其中籤署和批准國聯盟約的那些人——是否應該遵守眾所公認的現代西方國際政治的馬基雅弗裡箴言：不論約束個人的道德法規是什麼